杨泓《宿白先生教我写论文》与杭侃的延伸讲述，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论文不是从“写”开始的，而是从“问”开始的。9月1日，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做客“文博论文写作、投稿与出版高级研修班”第二节线上课堂。此次研修班由山西省博物馆协会主办，文博圈承办，旨在贯彻落实《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加强文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从业人员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能力，规范投稿与出版流程，推动文博科研高质量发展。杭侃的讲座主题是“从杨泓《宿白先生教我写论文》说起”，作为北京大学拥有较高学术口碑的教授，杭侃的讲座没有直接讲写作技巧，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倾情讲述杨泓先生和自己如何在宿白先生指导下完成论文写作的往日情怀。

　　选题即研究的起点

　　1953年，杨泓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时，虽博览群书却不知如何独立研究。宿白先生为其选定“高句丽壁画石墓”课题，并提出三条铁律：题目要有重要性及难度（解决真问题）、要有完成的可能（资料可及）、要有扩展的潜力（不做死学问）。这三点奠定了论文的学术生命。

　　选题之后，真正的工作是卡片与图表。宿白要求制作文献与墓葬两类卡片，绘制壁画整体和细部，汇总成大型对比表。文章落笔前，大量的资料整理、图像复原与对比分析在心中要形成一个轮廓，再结合文献确定提纲。这表明：论文的实体在于论证过程，而非最终文字。

　　删减是判断力的试金石

　　杭侃回忆，自己一篇3万字的课程作业，经宿白先生五六轮修改，最终仅留7000字。删掉的不是废话，而是“论据尚不足以支撑观点”的部分。这让他领悟：写作不是知识的堆砌，而是不断判断“什么该留、什么该舍”。杨泓文章发表后，宿白仍批评其文字晦涩，反问“平时看不看小说”，将可读性视为学术表达的基本伦理。

　　发现比解决更重要

　　杭侃指出，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如何发现？这里有三条路径：

　　1.新的研究方法：如北京大学彭明浩从工程学视角研究云冈石窟，追问开凿工序与岩层选择，使旧材料浮现新问题。

　　2.旧题新意：新证据或新观点能让老题目焕发生机。

　　3.细读：“从不疑处有疑”。杭侃举了龙门石窟、巩县石窟等例子。比如，北宋为保存完好的佛像重新塑泥，这一反常现象串联起北宋时期集中埋藏佛教造像的现象，以及敦煌藏经洞等问题，这些原本分散的材料又形成新的研究链。

　　目录学与版本意识是治学门径

　　杭侃强调，读书即研究训练。杭侃特别强调了一个如今容易被忽视的东西——目录学。在他看来，目录学是“治学之门径”。宿白先生过去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文献功底深厚，而这种能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杭侃还提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它并不是简单地告诉你“有什么书”，还会涉及作者、身世、师承、著作源流等问题。

　　宿白解读《历代名画记》，先考证作者家世与收藏背景，因为理解作者的处境和知识来源，才能更好地判断这本书为什么能够写出来，以及其中材料的可靠程度，可谓“读其书，需识其人”。

　　杭侃还以《洛阳伽蓝记》为例，提醒不同版本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不能因为是古籍，就拿到哪一本用哪一本。论文写作最终还要回到最基本的三件事：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谨。至于文笔流畅甚至优美，是在这些基础之上的进一步要求。

　　AI时代更需提问能力

　　面对AI，杭侃并没有简单地说“AI不能用”，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值得警惕的问题：如果遇到问题就直接问AI，会不会慢慢失去提问的能力？而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会问问题，就更谈不上发现问题。

　　他以含嘉仓铭文砖为例，网络上流传着“1971年出土”的说法，但根据相关资料核对，这块砖实际在1969年已经出土，1971年是第一次展览。谬误因转载成“事实”。AI可助搜集，但判断真伪、筛选材料的责任永远在研究者自身。

　　论文写作的本质是问题意识、材料驾驭与判断力的综合训练。从宿白对杨泓的卡片训练，到杭侃的“被删减至7000字”，再到对AI的清醒认知，一脉相承的是以材料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严谨为底线的学术精神与治学态度。论文的起点，永远是那个值得被追问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