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翔宇

　　姜文在拍《邪不压正》的时候，造出了一个怀旧的四九城，彭于晏在老北京的四合院屋顶上飞来跑去，身后是一片灰色的瓦片屋脊，此起彼伏，很有过去式，很有记忆感，很有中国风。这一幕，我很熟悉，曾经，我也曾这样，在屋顶上看大同，看街景，看人间烟火。

　　长大以后，我们学会了矜持了张弛有度，登高爬低穿房过屋的抹脱营生金盆洗手了。而在几十年前，谁还不是个上房揭瓦的好手呢？在连三层楼都不多见的七八十年代里，男孩子上个房，不算个事儿。

　　屋顶上看到的大同，在不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里坊制的城形儿还在，土坯包砖灰脊青瓦的老民居还多。夏天雨水一多，屋顶上有的时候会冲刷出漏的地方，有的时候会因为鸟兽无意中裹挟的种子而生下些蒿草杂芜的根，不清理也会给屋顶造成损坏、刷浆、抹灰，是夏日里雨后的晴天需抓紧干的事情，上房也就变得不可避免。那个时候好像很少用到梯子，一个板凳，一摞半头砖，甚至是踩着自行车的后架，就可以纵身上房。一个少年的第一次上房，除了在窄墙上行走的忐忑紧张，最大的记忆点就是视野。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鸟瞰视角一旦出现，就会成为一种冲击，就像如今我用400L的长焦头把远处的鸟雀拉过来连翎子神情都看得清一样，张家李家王婶儿家本来平面的距离豁然有了纵深，后院的全貌原来是这么规整，野猫在另一边的屋脊上怔怔地对视着，这是一幅多奇妙的定格画面。

　　从此爱上了屋顶上的风景。

　　八十年代初电影公司从东街搬到了大西街的正中间儿，南上下寺北三店，东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西五一菜场，地下室是片库一楼是检片儿发行放管，二楼是器材技术财务，三楼是领导办公室和会议室，四楼是放映厅，五楼，或者说四楼半，是放映机安装的地方，从一侧的门出去，就是这里建筑的屋顶。下午五点半电影散场的时候从这里望过去，大西街川流不息，冬天的时候人们呼出来的哈气和糖炒栗子摊儿散发出来的烟气氤氲起伏，市井味道十市井味道十足；华严寺里静默肃然，鸦群振羽御行，和不远的基督教堂尖顶组成一个奇妙的排列，仿若是熙攘大西街内侧静静注视的巨像。过年的时候，从这里的屋顶看下去，游街的花车、红火、高跷、挠搁、文武狮子不再是冲到你眼前的生动畸变镜头，而变成了远观的行船，渐行渐远，渐远渐行，宛如人生，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能永垂不朽。

　　八八年还是八九年来着？忘了是地震还是大风造成了校舍的破损，一中旁边的实验小学重建。重建好了我还回过一次母校，这也是实验小学在二府巷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回去，三排平房教室变成了楼房，我爬到顶层，看着中空的天井下小孩子们跑来跑去，我们小时候的操场滑梯主席台已经荡然无存，我们毕业的时候种下的树苗早已被建筑替代，北面的篷布厂已经不再热闹，西面的展览馆前已经开始施工盖楼，茫然不知所错，屋顶上的风景，陌生的不认识。

　　八十年代的云冈宾馆，算是座高楼，毕竟当时带电梯的八层楼建筑，还是个稀罕物。八楼当时是酒廊，还有间斯诺克台球厅，点一杯喝的东西凭窗远眺，近处的南关是我家，稍远一点的是江枫王呆猫的家，夜色里的雁塔黝黑隐立，像块立着的碑，影影绰绰，挡住了福康里的排房。眼底下市政府前的迎宾东路灯火通明，转角的中院大门前，总有些孩子在学骑自行车，歪歪斜斜。

　　九十年代在海通的楼上看新建路的南北沿线，在电信大楼的顶上看老城迟暮；千禧年在飞天宾馆楼上看火车站前浮世图，2010年站在华北星城封顶的工地上看西边御河绵延、古城修复；2020年，坐在太阳宫最高层的办公室里码字，到茶水间的空档里东侧的窗外文瀛湖波光粼粼西侧的新能源园区展厅雄姿初显，楼顶的风景，比从前屋顶的风景，更高，更远，更目不暇接。

　　屋顶上是一个特别容易隐匿自己洞察尘世的地方，不容易被打扰，也不容易有同伴。我离人群很近，我离你们很远。屋顶越来越高，是不是人的心也越拉越远呢，不知道，屋顶的阳光很刺眼，很容易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