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将俞大猷，在《明帝国边防史》一书中，有着这样的叙述，“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左都督、太子少保、太子太傅陆炳秘密用钱财贿赂严嵩之子严世藩，释放被陷害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出狱，到大同戴罪立功。”“在大同，俞大猷一改在东南时的战法，开始提倡以步兵奇兵取胜的小成本战法。”结合实战，俞大猷在大同形成的军事理论和装备建设就是车营。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十二月，车营改革的验证之战发生，明军训练有素的战车百辆、步骑三千，打败数万蒙古军于安银堡，追击蒙古军数百里。在此后的明军出塞焚毁蒙古的“板升”战斗中，俞大猷的车营同样效果明显。“此战阵无疑给已经十万火急的明帝国边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上报朝廷后，俞大猷的车营改革终于得到高层认可，此后下令九边、京营成立兵车营。

　　隆庆年间，戚继光调守蓟镇担任北京防卫军统兵，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认为俞大猷的车营有多重好处，诸如“凡攻战用之环卫，一则可以束部伍，一则可以代甲胄，虏马拥众，无计可逼”，“行则为阵，止则为营，以车为正，以马为奇，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等等。

　　后来，戚继光的车营部队正是在俞大猷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当然戚继光的车营部队有突破，那就是大量装备了新式火器包括火绳枪和火炮。车营在战场上效果明显，直到明末，令清军闻风丧胆的名将孙承宗就是用车营给予战斗力极强的满清骑兵重创的。

　　《明帝国边防史》一书评价俞大猷的车营改革，“大同兵车操法成为嘉靖时期战车战法的巅峰之作”，而且有功于明帝国北部边防的稳定。

　　俞大猷（1503年—1579年），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是福建晋江人，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武术家、诗人、民族英雄。他一生征战，尤其是东部海疆和北部边疆战功显赫，他所率领的“俞家军”甚至能将敌人吓退，与戚继光并称为“俞龙戚虎”。

　　俞大猷与北部边防的关系源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当时蒙古军大举攻略山西，明廷下诏选举天下勇士，俞大猷于是找到巡按御史推荐自己，御史将俞大猷上报给毛伯温，毛伯温将俞大猷送到宣大总督翟鹏帐下。翟鹏与俞大猷讨论军事，每每被俞大猷折服，但翟鹏终究未重用俞大猷，无奈俞大猷告辞而归福建。此后，在东南沿海长期与倭寇作战。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当他再次出现在宣大防线时，终于可以在大同领军对付蒙古军队了。他发现明王朝二百多年来，北方不得安宁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有效打击蒙古骑兵的手段。他研究古代兵法，发现战车是对付骑兵的有效武器，于是因地制宜提出了让明帝国北方战局出现转机的大同镇兵车操法，建立了车营，马上步兵、骑兵和战车配合作战。

　　俞大猷的车营中，作为作战单元的各部战车相互配合，行则为阵，止则为营。每车配置马上步兵十人、骑兵二十人、步兵十人，四十人为一队。遇敌则用战车列于前，车上军士击发弓弩铳炮，马上步兵骑马出阵，距离近到和敌军马匹相交时放铳及弓矢，完毕后回到本阵，之后骑兵趁机冲入敌阵砍杀，步兵十人专管割首级。后来，俞大猷又改进推出新型战车，新战车每车五十人，配置有大旗手、牌手、虎叉手、钩镰手、拨刀手、鸟铳手、神枪手等等。实战证明，大同镇车营改革是成功的，此后明帝国在北部防线和首都防卫军中推广俞大猷的军事成果。

　　俞大猷一生征战，历明代三朝，虽然军功累累，但一生坎坷，常遭弹劾，甚至身陷牢狱。纵然如此，也没有磨灭他为国家效力的雄心。万历八年，年迈的俞大猷告老还乡，不久病逝。朝廷追赠左都督，谥武襄。历史上，获过武襄谥号的另一人就是宋代名将狄青。

　　明朝，俞大猷、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四百多年来，世人有意无意间将俞大猷这位文武双全、名震边疆、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忽略了。其实，俞大猷名望不在戚继光之下，应该更高。

　　今天，浙江省丽水市有一条“大猷街”就是以俞大猷的名字命名的，当地人纪念这位抗倭名将曾在此驻扎、作战。其实，俞大猷在大同的贡献更大，大同也应该有一席之地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俞大猷不应该被大众淡忘，他的功绩理应被今人铭记。图"文 霜枫酒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