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枫酒红

　　在绘画艺术发展越来越多样化的年代，版画逐渐淡出了主流视野。尤其是木刻版画，除了传统的木版年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一部分人关注外，创作型的版画确实是越来越少见，有时候只能在博物馆看到它的容颜。

　　2020年6月10日，李少言抗战版画原作《120师在华北》及相关文物捐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仪式在四川美术馆举行。李少言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先驱，也是新中国美术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奠基人。抗战时期，先后在《晋绥日报》《新华日报》从事美术工作，《地雷战》《短兵相接勇者胜》《毛主席像》《鲁迅像》等作品都产生过广泛影响。

　　我曾经在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里看到过当年边区出版的《晋绥日报》以及图书、木刻版画作品。当时边区缺纸少墨，木刻版画只能选用麦秆和马兰草混合制成的土纸手印贴裱。但就是这样的作品在边区各县和延安巡展，深受战士和群众欢迎，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

　　大型木刻组画《120师在华北》创作于1940年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受敌人频繁扫荡和蚕食的最困难时期，原作共42幅，战火中丢失了一部分，如今仅存34幅。这些在硝烟中创作出来的作品真实、形象地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0师浴血奋战、艰苦战斗的场景，其中很多场面都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

　　李少言的创作经历及作品无疑是抗战时期边区版画家的缩影，他们以刻刀为武器，把为民族独立的吶喊、为政治理想实现的激情凝聚在黑白画面上，将艺术品转化为宣传和战斗的武器。

　　木刻版画是绘画种类之一。木刻是在木板上刻出反向图像，再印在纸上欣赏的一种版画艺术。中国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版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版画。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木刻版画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地位和艺术价值。

　　“创作版画”与中国传统的“复制版画”有所不同，传统的“复制版画”是由画家作画稿、刻工刻板、印工拓印三者分工而成。而始于德国，流传于英、法、俄、美、日等国家的“创作版画”，画稿、刻板、拓印均由画家一人完成，如是不仅加快了创作过程，也更能体现画家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

　　20世纪初，我国美术界先驱就在探索传统美术如何适应社会变迁而进行转型，版画艺术亦在其中。20世纪20年代，中国木刻艺术迎来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经鲁迅引进和推介西方版画艺术，“创作版画”迅速崛起并且与社会生活联系日趋紧密。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由鲁迅首先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蓬勃发展。1930年2月，鲁迅指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1931年8月17日，鲁迅主持办起了木刻讲习会。鲁迅借鉴国外“创作木刻”的经验，结合我国社会现实，倡导青年创作新型木刻版画，关注现实和人生，坚持为人民服务。中国新兴版画诞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诸多“鲁门弟子”画家陆续奔赴延安。1938年4月10日，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发起的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木刻版画随即成为革命边区美术的主要形式，也成为革命边区报刊的新闻报道形式。

　　革命边区的木刻版画融合了中国传统版画和现代版画艺术，形成了构图简洁、线条明快、传递信息快捷的独特风格，揭露了侵略者的残暴和罪恶，记录了边区真实的军民生活，展现了抗战大后方全新的生活图景。这些作品成为边区军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线路、前方战场信息的重要途径；作品强烈的革命性、现实性等审美特色在引导军民的价值观、满足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1945年4月9日，美国《生活》杂志刊载了边区画家古元和彦涵的8幅版画作品，同时发表了标题为“木刻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战斗”的文章。美国的另一本知名刊物《幸福》也对中国的抗战木刻版画进行了介绍。中国的抗战版画从艺术品转化成了国际传播产品。

　　战火远去，艺术创作条件越来越好，曾经风靡一时的木刻版画成为了党的新闻史重要财富、民族文化遗产和视觉符号记忆。虽然这种艺术品已经告别美术舞台中央，但对于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引领公众追求社会理想依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或如《中国现代版画史》一书中所说：“倘若可以把版画艺术比作一株大树，那它也是傲然耸立于高山岩角的一棵久经风雨考验的常青树或不老松，而决不是毫无骨气、随风摆动的小草。或者，我们还可以把祖国和人民比作母亲，那么，中国版画家便都是无愧于伟大母亲的好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