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枫酒红

　　木刻版画是绘画种类之一，在木板上刻出反向图像，再印在纸上欣赏。独特的刀法、线条和木头的韵味成就了木刻版画在中国文化及艺术领域的独立地位、审美价值。中国传统的木板年画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成为春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早期，在传统木刻版画之外，中国也迎来了以艺术家为主导的创作型版画。“创作版画”始于德国，流传于英、法、俄、美、日等国，画稿、刻板、拓印均由画家一人完成，能够充分体现画家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

　　虽然木刻版画在当代艺术领域影响式微，但是在20世纪初我国美术界先驱探索传统美术如何适应社会变迁而进行转型时，版画艺术处在了不容忽视的位置。20世纪20年代，鲁迅更是大力倡导新兴木刻艺术，出版书刊，举办讲座，一场新兴的艺术运动蓬勃发展。1931年8月17日，鲁迅主持办起了木刻讲习会，一批进步青年画家参加了活动，中国新兴版画从此成为了重要的艺术流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中，木刻社团、木刻版画刊很快就成为民族革命斗争的号角。江丰的木刻作品《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城》《要求抗战者，杀！》一面世就显现出新兴木刻的力量。1932年，胡一川的《到前线去！》《闸北风景》揭露了日寇“一·二八”侵略上海战对闸北地区的严重破坏；野夫的《搏斗》、张望的《负伤的头》、李桦的《怒吼吧！中国》、冷涛的《她的觉醒》、段干青的《保全领土完整》等作品，都敏锐地关注并反映现实，立场明确、爱憎分明。这些作品经过大众传播，不仅增强了进步画家的创作动力，而且使版画成为一种独特的新闻产品和“武器的艺术”，成为砍向鬼子头颅的“大刀”。

　　1937年7月，日军将侵华战火燃烧到北平的卢沟桥畔。陕北尤其是延安，成为进步青年实现抗日梦想的重要选择。同年9月，江丰、沃渣、马达、力群等“鲁门弟子”及进步画家陆续奔赴延安。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鲁门弟子”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中坚力量，木刻版画很快发展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美术和宣传形式。

　　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条件有限，学习油画买不到油彩，学习国画缺少笔墨，低成本的木刻版画底版材料来源则相对比较丰富，复制的要求较低，因而得到认可与推崇。版画工作者以刀代笔，把为民族独立的吶喊、为政治理想实现的激情凝聚在黑白画面上，成为重要的抗战武器。

　　彦涵的《来了亲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力群的《抵抗》《日寇武装走私》，江丰的《冰雪中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罗工柳的《马本斋的母亲》，胡一川的《胜利归来》，野夫的《拿起我们自己的武器》，邹雅的《破碉堡》等版画作品，或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愤怒，或表达了全民奋起抗战的勇气，同时也形象地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画面直观易懂，线条强劲有力，深受根据地军民欢迎。1946年11月13日《晋绥日报》刊发的西戎文章《利用人民画报加强时事宣传》中说，“拿出画报讲国内时事、民兵故事，群众听得很有兴趣，都能懂！”

　　抗日根据地的版画作品还走向国统区，参加了在重庆举办的“全国双十木展”。抗日根据地版画工作者及其作品成为当时报刊的报道对象、研究对象。“全国双十木展”期间，徐悲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扬延安木刻版画家古元，认为他是“中国新版画界的巨星”。1945年4月9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古元和另一位延安木刻版画家彦涵的木刻版画作品共8幅，同时刊发了文章《木刻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战斗》。同期，美国知名刊物《幸福》也对延安的抗战木刻版画进行了介绍。木刻版画走出国门，艺术作品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一个窗口。

　　岁月远去，《操练武艺保卫边区》《民兵埋地雷》《南泥湾驻军秋收图》《人民的刘志丹》《结婚登记》《小先生》《赵占魁同志》《打盐英雄李文焕》等作品虽然已经成为博物馆藏品或教材中的案例。纪念抗日战争爆发，回望一幅幅黑白作品，力量依然磅礴、震撼人心。这是艺术的价值，这是木刻版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