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枫酒红 

　　视力残障人士能摄影吗？

　　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就是，视力残障人士能参加体育比赛吗？

　　确实，现实生活中视力残障人士在参加多种体育比赛，全球范围内还有属于残障人士的奥运会。我们通过新闻报道或者在赛场看到过那些视力残障人士同样在赛道上奔跑，创造着令人惊叹的成绩。

　　博尔赫斯曾经说，“失明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并非全然不幸的生活方式。”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用质疑视力残障人士的摄影可能性。接着会追问的或许就是，他们的照片有意义吗？

　　国内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曾经在摄影课后按照老师的布置把眼睛蒙上装成失明的样子去拍摄小区的楼梯，看看都会拍出些什么。她说，蒙上眼睛之后走路非常困难，眼睛看到的只有黑色，拍摄很难对准焦点，拍下的照片很少。但是很显然，照片的视角和常态情况下有差异，传递的信息尤其是情绪不同。

　　摄影是工业文明时代的艺术，也和更古老的艺术门类一样亦是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从艺术哲学的角度看，摄影艺术最重要的并不是视觉上的看见与否。现实也确实如此，尤其是在数字摄影全民化之后，更能够看清这一点。无论是社交平台上还是新兴媒体上甚至是传统的报纸刊物上，“低价值”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摄影艺术的成就更在于“看见”之外。

　　就是在摄影彻底大众化之际，视力残障人士摄影没有唯美的技巧却用独特的“视角”表达着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一些作品被新闻媒介关注，也引起出版人的兴趣。正是通过这些途径，更多的人有机会去理解“失明摄影师”，欣赏到摄影艺术的另一个领域。

　　有一本翻译出版的图书《失明的摄影师》，书中说“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其实图书的出版与视力残障人士摄影作品的传播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而且是对这个群体的肯定。

　　《失明摄影师》的大部分作品来自于墨西哥盲人教育机构“感觉之眼”中的失明者，还有包括中国视力残障人士在内摄影师的作品。据介绍，“他们开始只是将相机稳稳地放到盲人的手中，让盲人在拍摄的过程中放下失去的沮丧，在更多的交流与反馈中，冲破自身的生存困境。”

　　公众看到艾丽西亚·梅伦德斯的摄影，不仅具有戏剧化的布景甚至是自导自演之作。她的镜头对准了皮鞋、折叠纸船、盘子里的青豆等等。这些都是摄影者的投射或者化身——作品以强烈的存在感表达着艾丽西亚的处境、心境和认知。

　　赫拉尔多·尼根达的作品对准的人体，作品既像婉约而感性的诗，更像人生哲学的思索。在黑白之中和昏暗的影调里，配上盲文，“看不见”与“摸得到”之间达到情感的动态平衡，人体、触摸都是表象，期待、存在、人生思考在不经意中传递出来。

　　更神奇的是概念摄影师亚伦·拉莫斯，他的作品把图像或图像的组合视为以照片形式呈现的思想。某种意义上，他的作品更像装置艺术的呈现。例如，将瓷器打破并重组，然后以组照的形式展现。这样的组照很明显在以概念取胜，如果没有思想支撑，再好的视力也难以完成拍摄。

　　对于视力正常的摄影家和观众而言，或许不易理解视力残障人士摄影，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用了视觉以外的各种感官在拍摄，包括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也正是因为感官调动的差异，影响着作品的面貌。“黑暗不只一种，光会以各异的方式渗入眼睛，他们能随之感受到变幻的色彩、温柔的光屑、细如飞蛾的翅翼，甚或超然于光影之外的一切；感官不只一种，即使看不见，也能去闻、去触、去听、去尝、去感受迎面而来的人类世界。”

　　彻底失明的依夫根从没能看过自己的摄影作品，但他知道它们确实存在，并且是一种“脆弱的影响”。“当我举起相机，我想记录的不是我看不到的画面，而是我心中的想象。你可以说我有一点唐吉诃德，但是我知道所有画面的原型在我的心里。”另一位美国视力残障摄影师皮特·埃克特说，“我是一个光明世界的游客。失明者面对的世界就像是有块玻璃挡住了入口，我们进入不得。拍照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能够看得见，我能用我内心深处的双眼清楚地‘看见’每一次的拍摄，用我的听力、触觉和记忆。比起摄影师，我更像是一名概念性的艺术家。”

　　不同的生理、心理基础影响并形成了摄影艺术观念，一些视力残障摄影师认为，视觉是普通摄影师的干扰，看不见反而成了自己的优势。尽管看不见，但他们仍然是“视觉化的人”。

　　如今，科技进步让视力残障摄影师的作品得以3D的形式展现，视力残障观众可以通过触觉来欣赏作品。随着AI技术的发展，视力残障摄影师的艺术路径无疑会更宽广——捕捉一个瞬间，需要的不一定是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