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改革史上，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堪称是一个奇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初见成效，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怎么改，从中央到地方依然还是在探索之中。就在此时，深圳再次发生了大规模“逃港事件”。

　　1“五月大逃亡”

　　上世纪40年代末，为躲避战乱，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然出现。 1962年、1966年因饥荒和政治运动，又先后出现过两次。1979年春节前后，“逃港”高潮再次突如其来，史称“五月大逃亡”。

　　据当年直接参与深圳特区建设的亲历者、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介绍，当时说逃港的人大概超过了十万，成功走出的大概有四万多。他认为，“大逃港”是深圳特区建立的导火线。因为这次逃港规模大，影响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数次在边界一线进行调研，因为当时广东省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防止逃港、防止偷渡。经过和逃港者的交流，他得出结论：这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如果我们经济搞好了，这些跑出去的人还是可以回来的。堵不如疏，我们应该探讨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巩固边防。

　　2“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4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与其跑到香港，不如引进外资，在深圳建立加工区。后来邓小平提出，就叫“特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对外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张鸿义说，深圳原本只是毗邻香港的一个小渔村，当时中央没有钱，邓小平要求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来”。虽然没有钱，但有了特区的政策，深圳人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探索和实践。这个边陲上的小镇，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热闹了起来，蛤蟆镜、大墨镜、录音机等都通过这里流向全国。当时中国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的态势，因为深圳把价格放开，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流向这里，深圳的市场活了，企业也焕发了生机。

　　3“开窗户、打苍蝇”

　　由于是双轨并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倒卖计划物资、倒卖批条的社会现象。当时各种工作组回到北京汇报，经常说深圳其实是在搞资本主义，甚至说深圳是 “租界”。在舆论的压力下，特区不得不政策收紧。那段时间，凡是从广东到其他省市的旅客都要搜身，防止走私。

　　1981年习仲勋调中央工作，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书记，他经常被叫到北京去汇报。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黄赌毒等问题，广东省压力很大。任仲夷既有担当精神，也有政治智慧。他提出，要“排污不排外” “开窗户、打苍蝇”，这样才把那一场危机顶过去。

　　1984年，邓小平来到了深圳。站在深圳当时最高的国际商业大厦 22层天台上，邓小平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在深圳他主要看了三个地方，但是只看不说，然后前往珠海。他给珠海特区题了词，深圳也派人到广州，请他题词。邓小平挥笔写下了一段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的这次视察，不仅 结束了国内要不要办特区的争论，结束了对特区的不断批评，同时对推动全国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