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样的历史，谜一样的故事，连昙媚本人恐怕也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她留下的造像题刻，会成为后世眼中的“魏碑神品”，引人长久观瞻。

　　北魏景明四年（公元503年）早春，平城（今大同）西武周山下，和风轻拂，嫩草探头，春天的温暖扑面而来。当武周山石窟寺的香火袅袅升起时，僧人们低沉而悠远的诵经声，回响在武州川两岸。

　　一位法号“昙媚”的比丘尼，身着常服，手持念珠，步履匆匆地出入于石窟寺各洞窟间，像是在寻觅什么，又像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游览。石窟寺的僧人们经常会见到这位心境澄澈的出家人，听说她想选择最佳的洞窟开龛造像，便在心里祈愿她诸事顺利。昙媚看到众人投来慈悲的目光，虽心领神会，却总是沉默寡言。法号中一个“媚”字，似乎说明这位比丘尼凡心未泯，但从她静穆又平和的容颜中，又能看出她一心向佛的虔诚。

　　就是这位法号“昙媚”的比丘尼，于北魏景明四年的春天，在武周山石窟寺开龛造像，给后世留下了精彩，也留下了许多千古难解之谜。

　　出家人本该永诀红尘，不染杂念，但俗世社会的更迭与纷争，身处平城的昙媚多少都有耳闻。然而，自打北魏迁都洛阳后，武周山下开凿石窟的鼎沸声，似乎一下子成了往事，而洛阳伊水之畔的香山和龙门山，却成了北魏王朝礼佛崇佛的又一圣地。春天的风吹来，武周川荡起阵阵涟漪，没有人知道昙媚在想什么，她的身姿倒映在水面上，有如一抹行走的彩霞。

　　于是，百般思量后，昙媚最终选定北魏和平年间昙曜高僧主持开凿的一个大洞窟，很快延请工匠，着手开龛事宜。那个时候，昙媚选定的大洞窟内的主尊释迦牟尼已经端坐了40多年（从北魏和平初年算起），以悲悯的情怀，迎接着芸芸众生的叩拜。每一次来石窟寺，昙媚都会在佛祖脚下跪拜许愿，而大佛肃穆的表情、沉静的内心，似乎在无声地召唤她完成内心的宏愿。

　　经过细致的构思、绘图和雕凿，石质坚硬却细腻的砂岩上，从此留下了昙媚对佛祖的虔诚和礼敬，也留下了她对人间安泰的美好憧憬。能在那样一个伟岸的洞窟内开龛造像，昙媚觉得此生无憾。造像结束后，她又请来一位书家，把自己开龛造像的初衷和宏愿说与对方，代请写就一篇造像记，由石匠镌于一块方形石板上，嵌在了佛龛旁的石壁上。

　　然而，某一天，昙媚开龛造像的洞窟，窟前石壁訇然崩坍，在让深隐在洞窟内高大的释迦牟尼坐像显露人间的同时，也将包括昙媚开龛造像在内的所有前室石雕毁于顷刻。

　　已经无法想象那是一次怎样的山体崩塌，也无法想象那些用心血雕凿出来的石刻艺术，刹那间便成了碎石。公元1956年11月，西北风烈烈地扫过武周山的崖壁，衰草起伏，大地即将被寒冬笼罩。就是在那个季节，考古工作者对云冈石窟部分洞窟进行了一次窟前勘察作业，在整修现今编号第20窟（著名的“昙曜五窟”之一）窟前地面时，于土层中发现了一块方形石板。工作人员随即将石板上的泥土小心翼翼地拭去，清晰的文字霎时映入眼帘。

　　经专家测量，石板纵30厘米、横29厘米、厚6厘米，平面近似正方形；石质为细砂岩，其上纵向阴刻文字10行，每行最多12字；石板除四角稍有缺泐外，大部分保存完好。朔风扑面，但考古人员已忘掉了寒冷，都迫不及待地辨识起了石板上的文字。辨识完毕，人们已经大概明晰了这段文字的意思，依据“比丘尼昙媚造”的落款，专家将石板上的文字命名为《比丘尼昙媚造像记》。这便是当年昙媚在武周山开龛造像时的题刻。

　　从北魏景明四年镌刻，到后来洞窟前的石壁崩塌，再到二十世纪中叶的1956年出土，《比丘尼昙媚造像记》题刻在黄土中沉睡了1400多年。1400年沧海桑田，北魏王朝早已成为留在史书中的一个悠远背影，时间将太多有关那个王朝的讯息隐没，但一块题刻弥足珍贵地留了下来，与之一道显露人间的，还有昙媚在千年以前许下的宏愿。

　　纵观《比丘尼昙媚造像记》，以魏碑体镌刻，且属于魏碑中用笔以圆为主、结构雄浑宽博的一类。国学大师康有为对魏碑有过极高的评价，为其归纳出“十美”，其中一美曰“结构天成”。与《比丘尼昙媚造像记》题刻相对，在深深感动于这份不加修饰的“天成之美”时，又遗憾无法知晓当年系何人为昙媚撰文、丹书，又是何人镌刻。

　　后世已无法考证昙媚是一位怎样的佛门女弟子，而她的容貌，更是脑海深处的一个想象，但她在北魏景明四年春天留下的一块造像题刻，却是虔诚佛心的见证，像一段嵌于山崖之上的记忆，记录了一位出家人面向佛祖时的那段涤荡人心的往事。她留下的造像题刻，成为后世眼中的“魏碑神品”，引人长久观瞻，而当年的佛心与禅境，幻化出了让世人憧憬的美，为所有的爱与善良，注入不竭的泉源——世界因之祥和、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