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枫酒红

　　“从古迄今，书法为最普遍最实用之艺术，中国人审美修养，实基于此，因而陶冶成世界上最能鉴赏形式美之民族。中国之篆、隶、行、草，山、水、花、鸟画幅，玉器与园庭布置，皆无上美妙。发扬民族文化，必须回复此艺术境界始，而其根本则在书法。”这是上世纪知名学者许思园在《论中国文化》一书中阐释的观点。

　　上世纪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林语堂在《中国人》中也明确强调，“中国美学的基础是书法。”他认为，“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

　　近些年来，一直处于尘封状态的北魏书法艺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书法家、理论研究者、史学人士等均从不同的入口对北魏书法予以关注。尤其是以深耕大同的学者殷宪等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筚路蓝缕，开拓出一片北魏书法艺术研究的新天地。这一拓荒之举，给公众提供了又一个理解平城、理解北魏、理解魏碑书法的通道。

　　著名书法史学家刘涛在《中国书法史》一书中说，“近百年来，人们对魏碑的认识，局限于北魏后期的作品，比起提倡北碑的阮元、包世臣和倡导魏碑的康有为，书法视野逼仄了，可谓知洛阳而不知平城。”“要了解北魏书法历史的全貌，平城时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了解这个时期的书迹，就无从知晓北魏后期书法的变迁。”

　　2009年出版《中国书法史》一书时之所以能增加一节《平城时期》，重要原因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殷宪等学者深入开掘魏碑文化，为平城魏碑树立起应有的地位，让魏碑真正找到故里。《书法杂志》曾经撰文说，在他的努力下，“平城魏碑”已经走进中国书法家的视线，百多年来在包世臣、康有为的导向下形成的“每言魏碑必称北邙墓志和龙门题记，知洛阳而不知大同”的状况正在改变。

　　2018年声势浩大的“天下大同·魏碑故里”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举办。著名书法家孙伯翔说，“盖北魏文脉，根在平城；平城精魄，源在魏碑。”“虽为楷体，却包容隶意，兼有篆法，是乃书体演变之关键，书法发展之重镇，其意义非凡。”

　　拓跋鲜卑告别大兴安岭进入草原地区，继续南迁进入平城区域，从不自觉的汉化走向自觉汉化。尤其是皇始元年（公元396），北魏“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以经略中原。拓跋鲜卑汉化的基础是汉字，北魏持续地开展了正字工作，包括规范书写、“初造新字”、推进书写教育等等。

　　定都平城时期，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伴随着政治的大变革，汉字书写也出现了变革，形成了上承汉隶余风、下开隋唐真书，隶楷兼形、方正凝重的书体魏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中称：“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流风，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延昌正光，染被斯畅。考其体裁俊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

　　时光流转，今天存世的魏碑书迹多见于碑碣、墓志铭、造像题记、瓦当等。近几十年来大同多有重要魏碑书法文物出土或发现。像《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以圆笔为主，书风宽博雄浑，碑文褒赞语义浓厚，辞藻弘润，是一篇颂扬佛教功德以及云冈佛像光辉与灵觉，倡导佛教徒开窟造像的“感召”文书。像《申洪之墓铭》出现了楷隶、方笔魏书、隶意楷书三种书风迥异的书体。墓志中留存了当时的买地记录，透过重见光明的文字对于研究北魏初年离散部落、迁徙人口、计口授田以及官职、姓氏等问题都有重要价值。

　　至于《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更是真实地表现出魏碑的笔法真实和风格原貌，表现出平城后期魏碑书法摆脱隶意趋于高度成熟。著名书法家姜寿田认为，这样的典范之作“足以表明是平城魏碑成熟于前，龙门体成熟于后。”“魏碑发源于平城并在平城臻于高度成熟，龙门体即是平城魏碑同步影响下的产物。”

　　2020年11月，“云冈杯”首届中国魏碑书法双年展在魏都平城决赛并展览。魏碑书法再次在其发源地集中展示，在这里公众看到既是书法成就、审美趣味，亦是华夏艺术哲学，更是走近15个世纪前的民族融合、文明创新、社会进步的一个入口。通过这场文化盛事，感知的将是跨越时空、熠熠生辉的中华文明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