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的城市地位和城市生命力，源于这里是中国历史上中原农耕区与草原游牧区的交错地带，在大同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民族、多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贯穿始终，是中国古代三次民族融合高潮发生的关键区域，特别是第二次民族融合高潮 （北朝）的核心节点。因此，大同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传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集中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大同位于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交汇的边缘，是北方四大山脉的交汇之处，北无高大山脉，可直达阴山南麓，东可经太行八陉之飞狐陉、军都陉穿越太行山直通北京，南则顺汾河河谷南下太原，再通河南、陕西。因此，大同是中国北方极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联络南北。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科负责人陈颖说，在汉代，平城是与匈奴交战的前线，相传昭君出塞是从长安出发，经晋阳（太原）、 雁门关、平城（大同），西行和林、托克托，至匈奴王庭。至今，大同还留下诸多与昭君出塞相关的传说和地名，如左云县的蹄窟岭、五路山晾马台、马路坡、饮马泉、扇庄等。北魏时期，平城为国都，太武帝西征大夏、柔然、西凉、鄯善等地，打通了前往西域的要冲，形成一条草原丝绸之路。这条路从新疆经河套、包头、呼和浩特至大同，再向东继续延伸至赤城、赤峰、辽阳，进而至朝鲜和日本。西域诸国沿此道前往平城朝贡纳税，西域的商品、文化也随之一同东传至平城。

　　唐时，道路四通八达，从夏州经大同、云中到达大漠南北的道路是一条著名的商路。 辽金之时，大同作为陪都，而两大政权的发源地均位于东北地区，所以西京大同是大食、波斯、于阗国等西域诸国前往中京、上京等地的必经之地。 元时，以丰州和东胜州为中心的驿道以及山西到丰州的两条驿道，都以大同为中转站，大同路是通往大都、俄罗斯和西亚各国的交通枢纽。 明代，大同位于山西省南北纵贯线和京师至西北地区边镇的东西向道路的交汇点，位于大同府城的云中驿，是山西省最北端的一座官方驿站。从云中驿向南，过西安驿、安银子驿、山阴驿至广武驿，穿过内长城雁门关，便可一路南下到达太原。而若要从京师前往西北各镇，最快的线路则是沿外长城内侧大道行走，经大同至偏关，西渡黄河到达榆林镇皇甫川，继续西行则至榆林卫城等地。该段驿路利用各卫、 口、堡、寨相连接，虽不设驿站，但可与驿道相互贯通，是明代北方最重要的线路，明英宗亲征、明武宗两次巡幸山西、陕西均经行此路，明代的商人也同样走此路往来。

　　曾长期在铁路系统工作的学者项续朗对大同近现代铁路史特别感兴趣，他说，清代，从大同向北一路平川，向西北可至归化、库伦、恰克图，正北则可通向伊林驿（今二连浩特），可谓是向北进行茶马贸易的重要交通线。民国时期，由于京包、同蒲两条铁路的建成，大同依旧是举足轻重的节点城市，串起东西和南北的连接。进入高铁时代，大同到北京、西安的高铁方便快捷，物流、客流源源不断，大同的枢纽价值依旧显著。

　　本报记者  任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