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55年末，入党是当时多数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主渠道，而我的强烈追求却是受一本书的感召。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村中小学念书时，就对课本上《飞夺泸定桥》等课文特别感兴趣。不过，也仅仅如此。1973年1月，我从公社农中毕业回村参加劳动，特别是在公社水库工地上当民工，天天奔跑着推车垫坝，晚上住在附近村破旧的窑洞里，伙食又差，这时候才懂得之前在学校里读书是多么幸福无忧的事。

　　有一天半前晌工间休息时，邻村一位高个头工友斜跨在推土车的车栏上，从夹袄里掏出一本早已磨成毛边、卷角且有点泛黄的书翻起来。我好奇地凑过去套近乎，得知是一本《青春之歌》，便软磨硬泡，用上衣兜别着的一支钢笔和两丈布票作抵押，又拉钩说了狠话，对方才勉强答应借阅一宿。那几年会多，我白天在水库工地劳动，每隔一天回本村参加政治夜校学习，学习一段时间后还被赋予重任，即顶替只有小学文化的老会计，给社员们宣读上级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这天下午收工后我爬沟上梁又跌下沟再上坡，行十几里路才回到丘陵小村，囫囵吞枣地塞几口饭，就去大队部开会。散会后顶着漫天星光回家，把一盏煤油灯挪放到炕边的小饭桌上，同时把笔记本和钢笔备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那本残缺不全的《青春之歌》，正襟危坐地读起来。

　　尽管有头无尾，我还是被书中跌宕起伏、激荡人心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所感染，逐渐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并且一夜无眠。相比林道静、卢嘉川、林红、江华等人物所遭遇的生死考验，我眼下这点皮肉劳累之苦算什么？我决不能向眼下的艰难困苦低头，而要食苦如饴、关注时事，边劳动边见缝插针地坚持学习，义务给公社广播站写稿。主意已经打定，第二天我用了大半个晚上数易其稿，清清楚楚地誊写出一份入党申请书，递交给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年半后的1974年7月1日，我的入党申请被公社党委批准，我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入党是我人生道路上追求进步的起点和最重要节点，更是追求不断进步的“加油站”。1977年3月21日我在《雁北报》发表了一首小诗《路》，在诗中直抒胸臆：“人间道路有多少，选择道路最重要。”这年冬季，我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在未敢请半天假脱产复习的情况下，考了个“全公社唯一”。

　　回想自己的入党经历，《青春之歌》成为我人生的“急转弯”，这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当时处于无业状态，我最需要的是一种崇高理想的激励和一个标杆性人物奋斗精神的鞭策。《青春之歌》像雪中送炭一样，满足了我的内在需求。虽然我不能复制卢嘉川那样的革命道路，但能以他们的精神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发出光和热，得到党组织、广大群众和社会的认可。　　　　  退休干部  李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