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政治活动家高君宇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君宇！我无力挽住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所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这是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女作家、妇女解放运动先驱石评梅在高君宇去世后刻在其墓碑上的绝唱，也是他们纯洁、忠贞爱情的写照。

　　高君宇墓位于北京陶然亭公园，与其并列的就是石评梅之墓。高君宇的墓碑是用三块汉白玉砌成的方锥形，宛如剑芒。碑身上的“吾兄高君宇之墓”由其胞弟高全德撰写。墓碑侧面就是石评梅手书的高君宇诗歌和她的深情表达。

　　石评梅墓碑形制与高君宇墓一样，汉白玉墓碑上刻着“春风青冢”四个篆体字。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春风”“青冢”两个文学意象，想到唐代张乔《书边事》一诗里的“春风对青冢，白日落梁州。”杜甫《咏怀古迹》之三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清代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中的“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

　　无论是石评梅留在高君宇墓上的笔迹，还是友人刻在石评梅墓上的“春风青冢”，都是足够让人思索的——关于他们的爱情，关于他们的生活年代，关于他们的奋斗岁月，关于他们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就是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故居的展览资料显示，高君宇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曾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前途，同时也和石评梅在此漫步。在高君宇眼里，北京已经被军阀权贵糟蹋得肮脏不堪，只有陶然亭这片荒僻之地还算干净，他不仅生要常来这里，而且死也要埋葬此地。

　　1925年3月6日，29岁的高君宇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石评梅整理高君宇的遗物时，看到了那帧写有自题诗的像片、一封封整齐的书信，还有那片向她第一次表示爱情的红叶题诗。睹物伤情，石评梅无限悔恨与自责，当场昏厥过去。

　　遵从高君宇的遗愿，石评梅和高德全将其安葬在陶然亭边。此后，石评梅时常来到墓地凭吊，诉说衷肠。石评梅在悲痛中写下著名散文《墓畔哀歌》，“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的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突患急性脑炎，朋友们把她送进当时医疗条件最好也是她的伤心地协和医院。12天后，年仅26岁的石评梅手上戴着高君宇送她的白色象牙戒指离开了人世。

　　好友庐隐在整理石评梅遗物时，发现了1923年秋天那片殷殷如血的题诗红叶。红叶正面是高君宇的“满山春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背面是石评梅的“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夹着红叶的日记本里写着，“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遵照生前的愿望，人们把石评梅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的墓旁，墓碑上刻着“春风青冢”四字——她本是春风一样的才女，却早早葬身青冢，让人扼腕叹息。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爱情演绎了一个“五四”时期的化蝶故事。

　　1956年6月3日，周恩来总理审阅北京城市规划总图，看到陶然亭畔这对墓碑时，指示要保存高石之墓，“革命和爱情并不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1986年，北京团市委等单位在高石之墓东侧建造了一座高君宇和石评梅半身大型雕像，在相隔近60年之后，高石二人终于紧紧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