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年代，有一些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者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名人，出于斗争的需要，一直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公开活动。他们为争取和团结无党派人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郭沫若、沙千里就是文化战线上的秘密党员。

　　郭沫若故居、沙千里故居等名人故居开放的意义，不仅是品味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更是让今人能学习到前人为了祖国命运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秩序井然的故居里，游客可以静心品味他们的非凡人生历程及不朽精神。

　　1郭沫若故居　是学问家也是革命党人

　　北京前海西岸旁是南北向的前海西街，中段18号便是郭沫若先生的故居。1963年秋，郭沫若由西四大街胡同5号迁入此地，至1978年病故，他在这里度过了晚年岁月。

　　迈入大门，入目是一片青翠的花园，沿着幽径向前，有一尊郭沫若的青铜雕像，其造型是以抱膝的姿态安坐在几棵银杏树下。银杏是郭沫若最喜欢的树，他称其为“东方的圣者”，其中一棵甚为繁茂，是其夫人于立群患病之后，他特意从大觉寺西郊林场移植来的，并起名为“妈妈树”，寄托着全家的祝福。

　　二道垂花门内，是一个开阔美丽的四合院，几十年过去，所植乔木已高大葱茏，灰瓦红墙掩映在碧树浓荫中，显得十分幽静，与墙外什刹海景区的熙攘喧嚣隔绝开来。院中正房，是郭沫若的客厅、书房、卧室。客厅沙发摆成马蹄形，钢琴前那张略显狭窄的单人沙发，是接待客人时郭沫若常坐的位置。客厅东接书房，西墙一排书柜上方挂着一幅毛泽东的真迹《西江月·井冈山》，十分引人注目，对面则是于立群的隶书作品，内容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南窗下对置两张书桌，是郭沫若伏案工作之处，晚年他就在这里完成了《李白与杜甫》等作品。正房后有一排罩房，中间一间专为于立群写书法所用，郭沫若常在这里和夫人一起写字赏字。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沫若是他在日本留学发表新诗时开始使用的笔名，取自故乡的沫水（大渡河古称）和若水（雅砻江古称），寄托着对故土的怀恋。在日本，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26年应邀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前后，又接触到瞿秋白、林祖涵（伯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赞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经过考虑，他向党员毕磊提出加入共产党的愿望，毕磊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研究后，建议郭沫若先参加一段时间的实际革命工作。郭沫若接受安排并立刻做出了行动。1926年7月，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郭沫若借住在南昌朱德家中，连夜写就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是屠杀民众、出卖革命的刽子手。在随后爆发的南昌起义中，郭沫若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部队转战至瑞金时，在一所小学里，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

　　1928年，在党的安排下，被南京政府通缉的郭沫若赴日本避居，其间深入研究古代社会，完成《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一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郭沫若毅然毁家纾难，只身回国，呼吁“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国共合作后，他出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团结文化人士，开展抗日宣传。在忙碌的政治工作期间，他依然笔耕不辍，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历史剧，借用古代士人的人格精神传达民族向往自由的呼声，还完成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学术作品。1944年所写名篇《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文件。

　　郭沫若一生有诸多头衔，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等，象牙塔中的学术和十字街头的革命看似难以共存，但郭沫若以惊人之力，在两极上均做出巨大成绩。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卢刚说，郭沫若首先是个革命家，他进行的学术研究和创作，也是为革命服务的，可以说，对他而言，革命是“自变量”，学术是围绕革命的“因变量”。正如1978年郭沫若逝世之际，邓小平在悼词中称他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2沙千里故居 坚贞不屈的“七君子”

　　东四六条55号，庄严的大门上，挂着两盏红灯笼。很少人知道，这是著名爱国人士沙千里的故居。

　　沙千里出生于上海，幼时家贫，当过学徒，后来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成为一名律师。他思想进步，和同人一起办刊物，成立进步社团，积极投身救亡运动。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令沙千里深为震动信服。但南京政府奉“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枉顾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依然对红军加强围剿，引起各界爱国人士的不满。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上海各界成立群众救国组织。1936年5月，在全国60多个爱国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选举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1936年11月23日，南京政府以救国会支持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为借口，非法秘密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七人，以“危害民国罪”定罪，是为“七君子”事件。七人都是著名社会人士，也都是救国会领导人，因“爱国”入狱，激起全国民众义愤，各界纷纷奔走营救，中共也努力尝试营救和斡旋，要求释放七君子。在多方努力下，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出狱。

　　出狱后，沙千里继续投身抗日事业，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律师的公开身份，为被迫害的民主人士进行辩护，伸张正义。1942年，他加入由沈钧儒等发起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筝说，沙千里把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融入民盟，促使民盟不断向中共靠拢。1944年10月，民盟提出要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这和中共的主张一致。

　　从抗战到解放，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始终通力合作。1948年，应中共之邀，此前因时局被迫转移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返回解放区。沙千里、沈钧儒以同盟会和救国会的名义发布声明，提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说，沙千里的一生，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亲密关系，彼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共同奋斗。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