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8日，首届“万里茶道申遗”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这无疑会对“万里茶道”申遗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在欧亚大陆间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它纵贯中国南北。主要时间为17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的300多年间。而大同，有研究成果表明，它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城市。

　　实际上，大同在“万里茶道”中的估值应该更高，它不仅只是“万里茶道”的一个节点，更是“万里茶道”中的一个重要枢纽。是来自南方的茶商和来自北方的客商的一个商贸集散地。“万里茶道”通过大同这一枢纽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链结。最终形成一条以茶叶、丝绸、皮毛等为主要贸易内容的国际贸易商道。而“万里茶道”的形成，更与明代的“大同贡道”是分不开的。

　　明代的朝贡与朝贡贸易

　　朝贡最初是边疆地区民族、部落在政治上服从于中原王朝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向中原王朝贡献方物的形式，表示对中原王朝国家的臣服。此后，逐渐演变为藩属国家对宗主国的一种礼仪形式。

　　朝贡过程中，由于方物的贡献与回赠，逐渐地在礼仪形式交往的同时，也形成一种物品的互通有无的关系，并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即朝贡贸易。这种贸易到明代时发展到极盛。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便开始奉行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对逃往北方的北元蒙古势力释放出极大的善意和诚意，希望与北元蒙古势力，在承认明朝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友好相处。而在各国与部族在对中国的进贡中，则采取“厚往薄来”政策，以“怀柔远人”。凭借这种睦邻友好政策，到永乐朝后期，明朝已经建立起一个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封贡体系。

　　在明朝的朝贡体系中，除了需要经海上进入明朝进贡的藩国外，陆路进贡的主要为西域的哈密、撒马尔罕、帖木儿等，北部的瓦剌、鞑靼等蒙古部落，以及东北的兀良哈蒙古部落、朝鲜国等。特别是北部蒙古各部，虽然因战争问题与明廷的通贡时断时续，但做为明朝对蒙古各部的一种羁縻手段，明廷对各部总是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蒙古各部对明朝的进贡，无论就入贡的人数还是物品来说，都是巨大的，远超其他各国、各邦，成为明朝对外关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蒙古的进贡与大同贡道的确立 

　　明朝建立后，元朝皇帝被迫逃到了北方草原，并继续在草原行使着统治，史称“北元”。洪武二十一年（1388）“北元”覆灭，到明永乐朝时分裂成三大部，分别为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三部中，最先和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是兀良哈部，其它两部则叛服不定。皇帝朱棣对两部顺则抚之，逆则剿之。在朱棣剿抚并用的战略下，永乐七年（1409），瓦剌部与明廷建立了封贡关系，永乐十一年（1413），鞑靼部也同明廷建立起了封贡关系。

　　使臣入贡要有入关的关口，和行使的路线，即所谓贡道。在蒙古两部与明廷通贡之前，从洪武时起，就已经有西域的畏兀儿、撒马尔罕、别失八里、帖木尔等政权或部落与明廷发展起了通贡关系。贡使由甘肃入关，经由甘肃进入南京和后来的北京。

　　永乐七年（1409）八月，皇帝朱棣“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曰：‘闻塞外有径道，自甘肃七昼夜可达北京，即遣人踏至宁夏，又自大同踏至北京。果自几程？果若近便，今后驿使只于此路往来。’”踏勘后，大同便被确定为蒙古使者进京的贡道了。《大明会典》记载，鞑靼部与瓦剌部“貢道皆由大同入居庸，兀良哈部由喜峰口入”。　　　　　　　　　　　　　　  吴天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