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第一代讲解员崔韶光珍藏着30余张抗战卡片。其中，一张巴掌大的卡片上，工整地写着日文：“启照同志：诸君伟大的民族革命精神，将会给未来的新中国带来光明，今后继续努力吧。革命之敬礼。吉田太郎。1939年7月26日。”淡红色笔迹旁贴着一个人的头像，像是从集体照上裁下。（见图②）

　　吉田太郎是谁？一个日本人为何会给抗日战士留下兄弟般亲密的话语？带着疑问，记者追寻一张卡片背后的历史故事。

　　8月11日10点，记者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70岁的日本八路军新四军会副会长小林阳吉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在中国生活了37年，父亲小林清曾是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

　　“吉田太郎是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俘虏的，后来是觉醒联盟的发起人、负责人之一。回国后很低调，吉田太郎可能是他的假名。”小林阳吉说，那时为保护日本的家人，很多战俘使用假名。

　　根据线索，记者在山西省县册村西南找到吉田太郎被俘的山洞。76岁的退休教师杨浩有采访过已故亲历者常崇寿。

　　杨浩有说，1938年7月12日，决死队第三纵队的战士张裕龙带领常崇寿等人去运粮，发现几个日本士兵蹲在地里吃西瓜。经过战斗，日本士兵有的身亡有的逃跑，两人逃进这个山洞。最后，他们用“烟熏捉狐狸”的办法将两人揪出洞外。“吉田太郎很顽固，用刺刀戳伤了人，战士们把他们捆绑在门板上，送到了八路军野战政治部。”

　　“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条基本原则之一。“不虐待俘虏”被列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谱成曲子在部队传唱。

　　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战俘，如何实现思想和感情的转变呢？“一开始被俘都是很痛苦的，他们在痛苦、思索中，慢慢觉醒。”小林阳吉说。

　　吉田太郎入伍前是个小商人，已娶妻生女。他思想的转变可从他的文章《我们奋斗的目标》中窥见一斑：

　　“五年的战争，使日本发生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日本人民生活极端恶化了……必须起来反对这个法西斯侵略其他民族，而又是危害日本人民的战争！反对东条政府继续扩大这个赌国运的战争！”

　　觉醒后，吉田太郎最先担任日语教员。他的中国战友曾撰文回忆：吉田太郎是一名出色的教师，没有翻译，他就用刚学的汉语为大家解释，常因解说不清，急得满头是汗。为此，他苦学中文。后因汉语讲得好，他被抗日军政大学邀请当教员，还担任大型反战剧《岛田上等兵》的主角。

　　1939年，觉醒联盟在晋东南成立，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吉田太郎是发起者之一。1942年，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延安成立，成为华北日本人反战力量的统一领导机构。1944年，该联合会解散，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立。

　　小林阳吉说，盟员主要对新来的俘虏进行政治启蒙教育，通过发传单、送慰问袋、喊话等活动，使日军产生厌战、反战情绪。

　　“中国人民站在正义立场，从侵略阵线中争取出一支新生力量，引起敌人恐慌，也预告了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必然失败。”小林阳吉说。

　　据小林阳吉介绍，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千余日本战俘加入反战组织。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一战斗力量如雨后春笋，贯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始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华日本反战人士陆续回国。他们或成了日本民主运动的先锋，或成为促进中日友好的桥梁。1970年，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成立。1979年起，原来的盟员们陆续访华。

　　日本籍八路军战士前田光繁于1958年回到日本，随身携带着中国国歌、解放军军歌唱片。2005年，89岁高龄的他回到山西武乡，把珍藏的军号捐赠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并留言“武乡是我的第二故乡”。

　　“他的普通话比我好，看到家家住上新房，他连连感慨：‘中国共产党领导得好’。”当时接待他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工作人员李效中说。

　　80余年过去，县册村依然流传着吉田太郎的故事。有人说，他曾回来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

　　随着老一代盟员全部离世，日本八路军新四军会的第二代已接过接力棒。小林阳吉说，他们将继承老一代遗志，通过演讲、出书等方式，反对战争、热爱和平、坚持中日友好。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