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日，大同市美术馆开馆之际推出的“时代肖像——忻东旺艺术作品展”引发的不只是展览盛况，也形成了一次不容忽视的传播现象。本次展览展出这位已故艺术家的近40幅作品，是这位起步于大同的艺术游子继2018年山西博物院“回乡——忻东旺的艺术人生”展览之后的一次归乡之旅，尤其是那些创作于大同的标志性作品更是找到了一次艺术理解对位和人文思索溯源的机会。

　　从开展之际的媒体报道，公众会记住关于忻东旺的介绍，出生于河北康保，艺术创作之路始于山西大同。“他的艺术道路坎坷而艰辛，凭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从一个民间画师逐步成长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是我国当代新写实油画的代表人物。”

　　本次展览主题为“时代肖像”，显然是对忻东旺及其艺术创作的标签式概括。观览忻东旺油画作品，公众自然会认可这个概括的精准——忻东旺确实用画笔记录了一个巨变的时代侧影，从农民工到下岗工人，从普通劳模到退休教师等等；无论是今天的参观者还是未来的研究者都会从这些绘画镜像中读出时代，读出人生命运，读出穿越时空的情感表达、理想价值。

　　包括油画在内的近现代中国绘画的主导创作思想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美术丰富了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主要范畴与命题，影响了中国美术批评的基本模式，顺应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文艺发展的需要，“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理想影响深远。

　　尤其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论述，从艺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典型观和英雄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化的现实主义艺术主张，进而阐释了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到了40年代，中国美术的现实主义方向得到进一步明确。及至50年代，随着现实主义油画写实技巧的完善，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发展风格成型，一批艺术家和作品影响广泛。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批美术家努力进行美术风格和艺术语言的探索，使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风格更趋多样化。无论是罗中立的《父亲》借鉴写实主义的手法，还是陈丹青《西藏组画》借鉴自然主义的某些手法，抑或闻立鹏《红烛颂》借用了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艺术语言，画家们在探索中实现了题材的延伸、表现力的提升和思想的引申。

　　艺术家们的探索与突破，让公众看到画框里的表现已经不同于前辈。像罗中立的《父亲》、程丛林的《1967年x月x日雪》中的人物既非英雄，也谈不上“幸福”。一种新颖的表达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感受，也引发了现实主义再认识。

　　及至90年代忻东旺、朱毅勇等人的创作进一步回归到现实生活时，公众看到了另一种“乡土写实”绘画的力量。1995年的一天，忻东旺在大同火车站的广场上看到一群似乎是家乡的农民，大包小包地相簇在一起。从先是一怔到被这些生动又亲切的人物形象吸引再到创作，很快一幅名为《诚城》的作品诞生。此后忻东旺又创作了《明天·多云转晴》等。画面肌理粗糙，画中人物“变形”甚至有卡通化和移轴摄影的感觉，这些意向化了的人物无疑是艺术家的内心表达。正如著名批评家贾方舟所言，“他的画最突出的是一种人文关怀，他用大量的精力用来表现底层人民的形象。”

　　在那个急速转型的时代里，试图脱离土地的中国农民无疑很难找到自己的方位，他们不在视觉的中心也缺少话语权，他们处在社会的边缘难以被正视。在这样的语境中，忻东旺成为替沉默的大多数发声、造型、立像的艺术家。他为这个庞大的阶层做了记录，也为时代留下了清晰的印痕和面相。

　　人物个子矮小，身材粗壮，腰短，腿短，胳膊短，手脚大，脸盘歪，这显然不符合传统绘画的审美标准。但这就是忻东旺笔下人物的总体风格。无疑，忻东旺颠覆了当年主流的现实主义传统，诉诸于一种新的艺术语言——通过绘画语言的突破，忻东旺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审美理想。

　　在正视边缘的过程中，忻东旺展现了底层人的生活，直视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困惑，也释放了普通人的激情和渴望。其实，任何有价值的艺术作品都应该反映出对生命的尊重、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美术作品中如果没有善与美，就难以感动人，行而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