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日，贵州美术馆开馆，我国著名美术家、美术评论家、美术史家、博物馆学家陈履生再次来到贵州并在开馆仪式上接受了当地媒体采访。后来，陈履生根据采访稿整理成的随笔《要美术馆干什么？》说，“贵州人终于有了值得骄傲的自己的美术馆，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开端。中国的美术博物馆在全球起步较晚，贵州又属于全国起步较晚的省份，因此，对比目前著名的美术馆，贵州美术馆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岂止贵州美术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内诸多美术馆都有很长的路要走。陈履生回忆说，当年他在中国美术馆任职期间，某天，一位记者给他打电话说要采访，陈履生就请记者到中国美术馆来。记者反问中国美术馆在哪里？陈履生很奇怪在京跑文化口的记者怎么不知道中国美术馆在哪里。后来陈履生发现北京高校的大学生没有到过中国美术馆的并不是个别，而是普遍现象。

　　大学生与美术馆的关系尚且如此，我们就可以据此“推演想象一般的公众与美术馆的关系”；中国美术馆在北京高校学生及在京媒体记者认识中的识别度如此低，我们也可以继续猜测一般的城市美术馆与普通大众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而言，二者的关系具有相当的疏离性。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双向建构——既需要美术馆与时俱进真正发挥功能，也需要公众提升认知走进美术馆，最终形成良好的、深层次的、多元的互动。

　　21世纪以来，国内诸多城市加速建设美术馆、大剧院、博物馆、艺术馆等，而且一些城市的馆舍建筑成为了地标，吸引着人们以“游览的视角”打卡、在社交媒介上展示。但是这些美术馆等公益文化机构的“内里”——文化关怀是否有效传达给了公众？公众是否用心感知和享用这份文化福利了？这无疑是考量公益性文化建设的一把标尺。或如所言，“美术馆不是装饰城市的被供奉的花瓶，而是承担着教育功能、公众经常光顾的文化殿堂。”

　　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美术馆已经成为很多城市文化建设、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甚至承担着会展经济、城市形象构建的多重责任。有的美术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逐渐出类拔萃，成为了城市的新景观。例如，展览内容超越书画、雕塑、摄影等传统项目，纳入了装置、建筑、互动多媒体、行为艺术、服装发布、工业设计等。新兴元素的融入带来了观众流量，同时带动了纪念品店、主题书店、咖啡厅、艺术沙龙等衍生领域的扩大，进而在不断的探索中重构着美术馆认知和公众审美趣味。

　　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博物馆学家彼得·冯·门施认为，全球博物馆行业在2000年左右开启了第三次革命。博物馆学家、华盛顿大学博物馆学系兼职教授妮娜·西蒙则表述为“迈入2.0时代”。美术馆领域也大致如此“升级”。标杆性的艺术宝库法国卢浮宫在开放百余年后依然要通过贝聿铭的现代设计将其更新，通过创新展陈将其推上世界顶级博物馆和美术馆之列，塑造成国家的文化符号、艺术地标。事实上，通过卢浮宫的艺术魅力，公众对巴黎、对法国产生着新的认知甚至向往，一些人就是为了卢浮宫的艺术品而数次来到巴黎。因此，某种程度上而言，包括美术馆在内的艺术场馆具有影响甚至改变城市的能力——它是城市重要的公共项目，它塑造着城市的形象、提升着公众的审美能力和认知水准，进而在润物细无声中影响着一座城市的未来。

　　今天，很多人骄傲地关注、传播着自己城市里的美术馆，既有建筑物本身审美价值的原因，也有展品艺术魅力的原因，还有公众需求期待的原因——希望馆舍建筑里收藏、研究有价值的作品，推出创新、多元的展览，搭建服务公众的艺术交流与教育平台，探索出符合城市特色的美术馆发展道路，让美术馆成为公众生活的有机构成和城市精神的具象表达。

　　2021年9月1日，大同市美术馆开馆，大同人也“有了值得骄傲的自己的美术馆”，此后也有了书画等一系列展览。今天，大同市美术馆和其他文化场馆共同构成了城市的一道建筑风景线和文化景象。不过，陈履生的“要美术馆干什么”之问依然值得记起，“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说仍然需要放在心上。虽然这些观点是陈履生当年在贵州美术馆开馆之际提出，但其价值显然超越了一时一地，因为这涉及美术馆的使命、文化建设的要求、城市发展的需要。

　　□  霜枫酒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