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已发明了拓墨的方法。萧绎所集碑文大约就是拓本。”按照著名学者张政烺在《中国考古学史讲义》一书中的观点，大约1500年前就有了摩拓石刻铭文的做法。

　　近年来，随着保护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各界共识，碑帖收藏、研究开始超越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书法等传统领域而延伸到城市景观、装置艺术等更广的领域，并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尤其是在与文创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大众化、多样化的新产品，“金石复兴”一时间燃起新景观。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代遗存下来的文字有不少是在石头上记下来的。据记载，大约春秋时期就有人把文字刻在石头上了。战国初年的《墨子》中讲怎样保存文字记录的时候，就提到要刻在金石之上。“金”即青铜器，“石”就是石头。今天我们在很多博物馆都可以看到青铜器，其中一些就有铭文。例如，最早的“中国”就出现在青铜器“何尊”上。这些铭文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推进书法艺术的发展中作用甚大，历来为书法史家所重视。

　　唐朝贞观初年，人们在今天的陕西宝鸡发现了10个石鼓，上面的刻字记载着公元前8世纪时秦国的事情。石鼓刻石文字多残缺，原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2013年1月《国家人文历史》杂志邀请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盘点出包括太阳神鸟金饰、西周利簋、秦石鼓文在内的“中国九大镇国之宝”。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被历代书家视为学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有“书家第一法则”之誉。20世纪90年代宝鸡市修建了石鼓阁及中华石鼓园，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景区；石鼓阁还成为宝鸡市的标志性建筑，被誉为“西北第一阁”。

　　青铜器、石鼓等珍贵文物上的文字流传后世的重要途径就是拓本。也正是有了这些拓本，后人得以回望一段历史、体味一段文明，得以获得别样的艺术享受、开创新的艺术衍生品。

　　时光进入西汉晚期，有人开始用石板刻字，记述墓主的姓名、官位、卒葬年月等内容，即墓表；之后所刻文辞渐多，详细记述墓主的姓名、家世、生平、事业及歌颂的诗铭，即墓碑。古代人刻碑，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碑文由书家直接用朱墨写在石上，再由石工刻凿而成；另一种则是摹勒，用双钩法将书法真迹钩摹于石上后刀刻而成。

　　当然，古代的碑不仅仅是用作标识墓主、铭功颂德、纪事立言，还被用来刻写经文、药方、书目、谱碟、地图、天文图等，用途多种多样。三国以降，曹魏政权多次严令禁碑，树碑之风自此凋敝。不过习俗难改，地上树碑转向埋入地下，出现了碑形志或墓碣、墓表等替代墓碑的变异形态。

　　北魏时期，墓志形制趋于成熟，多见方形。北魏以降，除方形、长方形和碑形墓志之外，还见有龟形墓志。墓志铭文一般前冠有墓志题名，次记死者家世、生平、卒年、葬年、葬地、夫人子女情况，最后附以铭文颂辞，多以楷书刊刻。唐以前的墓志基本不标出撰书人、书写人和刻手。进入唐代，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并身体力行，不仅亲书碑文，还时常敕旨诏命当时有名的书家撰书碑文。从此，墓志就出现了撰书人、书写人和刻手。历代墓志的大小、文字的多寡、雕刻纹饰的精粗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有关。一般来说，墓志基本依照封建等级礼制，地位越高者拥有形制较大的墓志，其铭文字数较多，志盖雕刻纹饰亦较精美繁复。

　　保存至今的古代碑、墓志、造像、刻经、摩崖题刻、画像石、经幢等，都是古代石刻。石头的物质属性不利于其传播，拓本可以存真并且在物质性载体转换后扩大了石刻图像和文字的影响力，同时成就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样式。

　　碑志拓本承载着文化发展的重要使命，对于研究政治、经济、军事、文献、文物、书画、人物、民族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是历史发展的重要佐证。唐代，拓本习字方法被上层士大夫普遍采用。两宋时，拓本成为一门集金石、考古、美术等为一体的独特艺术并延续至今。

　　遗存了众多北魏、辽、金、元等碑志的大同地区，如今越来越成为碑拓领域的关注点，不少有志者加入到拓本艺术的学习、制作、研究、传播中，希望通过凝固在纸张上的美让更多的人读懂曾经的鲜活历史，感受到先辈的创造伟力，在艺术滋养中建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讲述城市故事、传播城市声音、丰满城市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