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大兴安岭中的嘎仙洞，是很多大同人的话题与兴奋点。我对嘎仙洞的向往也由来已久，但真正出发时有点仓促，凌晨3时许下了夜班后收拾背囊，站在街道上时四顾竟然没有出租车，只好骑着共享单车奔向大同火车站，到了呼和浩特站再转乘地铁赶往白塔机场。飞机起飞，目的地呼伦贝尔市海拉尔机场，心中踏实了，昏然入睡。在空姐的广播声中醒来，透过舷窗已经能够看到广袤的黑土地，梦想中的嘎仙洞不再那么遥远——从海拉尔机场到位于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嘎仙洞还有大约450公里的车程。

　　文献里的“石室”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正统政权，虽然国祚只有148年，但这个统一了北中国的政权给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了周边的日本等国家。著名学者余秋雨曾经撰文说，“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荡之气。浩荡之气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无法从宫廷和文苑产生，只能来自旷野。这种旷野之力，来自大兴安岭北部的东麓。一个仍然处于原始游牧状态的民族，鲜卑族，其中拓跋氏一支，渐有起色。”“从北魏开始，汉人大量汲取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华文化也就像骑上了草原骏马，鞭鸣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江河有源，一个辉煌的民族同样有出发地。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在《魏书》有这样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

　　对于鲜卑人是黄帝的后裔之说，史学界普遍认为是《魏书》在攀龙附凤，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北魏政权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和认同。《魏书》中所说的大鲜卑山在何处，史学界一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大鲜卑山只是一个依附于神话的虚构之地。

　　对于一个无法指实的地点，研究者完全有理由其怀疑其只是虚无的传说。但是《魏书》的另一段记载再次明确说，“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

　　言之凿凿，大鲜卑山是存在的。史书中所说的“真君”就是雄才大略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真君即太平真君，是其年号之一，时间为公元440至451之间。文献表述得很明确很清晰，拓跋焘曾找到了先祖的祥兴之地鲜卑石室，并派中书侍郎李敞远赴石室勒石《祝文》以祭祖。很显然，研究者只要找到这处石室，也就找到了拓跋鲜卑的龙兴之地。

　　李敞石室勒石时光久远，而且石室所在为大兴安岭的茫茫林海深处，时间和空间的交织形成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难以确定大鲜卑山、找不到鲜卑石室自在情理之中。一个史学界的迷思长期悬而未解。与此同时，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鄂温克等游猎民族，一直流传着关于嘎仙洞的传说，而且他们知道有一个巨大的山洞——只是在他们的叙事中这是个自然形成的熊瞎子洞而已。

　　走进嘎仙洞

　　绿皮火车在林间的单线非电气化铁路上行驶，到达阿里河站已是夜里了。阿里河镇是鄂伦春自治旗政府驻地，车站前伸向城市的大街就叫鲜卑路，能够看出来这是城里的第一大街，与之相交的道路有向阳街、朝阳街等，街边有个很开阔的广场和地标性的建筑鄂伦春民族博物馆。在这样偏远的小城，看到的地标建筑竟然是博物馆，既让人惊叹又让人感慨。

　　在博物馆附近一家宾馆入住后，夜探城市走进一家青春化的烧烤店，氛围很不错，食材也好，更重要的是喝到了一种叫鲜卑源的传统精酿啤酒。考虑到玻璃瓶装的啤酒不易带走，就点了不同款式的玻璃瓶装啤酒品尝，浓郁的麦芽香气、厚重饱满的口感着实让人称道。

　　朝阳升起，阿里河镇的颜色不再那样朦胧，干净整洁，蓝天辽阔，不失朝气，不过民族文化的氛围并不浓厚。这是中国唯一的鄂伦春自治旗，而且全部人口不足1万人的鄂伦春族大多集中在这里。

　　出阿里河镇向西北行很快就是林区了，嘎仙洞就在森林里。“嘎仙”，有人说锡伯语意为“部落”“故乡”，鄂伦春语意为“猎民之仙”。也有研究者认为，“嘎”是古鲜卑语“房子”的意思，“仙”是汉语，二词连接起来就是“住过神仙的石洞（石房子）”。

　　沿着嫩江支流甘河北岸的道路前行，一处高约百米像劈出来的花岗岩峭壁赫然出现在眼前，山顶上是树木，山下是树木和溪流。在距地面约25米处是一个略成三角形的巨大洞口，迎接着蓝天、白云和阳光。眼前景象让人想到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难道鲜卑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深藏着洞穴记忆？

　　沿着石阶走到嘎仙洞口，这是一个第四纪冰川运动形成的大型基岩洞。洞高近15米，宽约30米，深约120米，洞内宽敞，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可容纳数千人。主洞中部地面上有一块约3平方米的天然石板，下用石块支撑，显然是人为，但无法判断是否为鲜卑人之作。洞内西壁下方上有北魏李敞来祭祖时刻的铭文，石刻已被文物部门保护起来，旁边立着复刻大理石。

　　20世纪7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根据《魏书·序纪》记、考古资料等勾画出拓跋鲜卑从大鲜卑山迁移到阴山以南地区的线路图。1980年7月30日下午，光照良好，时任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长的米文平与王成、陈凤山在嘎仙洞石壁下部准备开挖积土，突然发现石壁上有个“四”字，确认就是刻石文字。“四”字下面的“年”字、上面的“太平真君”及其他刻石祝文文字一一发现了，共19行、201个字，汉字魏书，隶意浓重，古朴雄健。刻石《祝文》确定了嘎仙洞就是李敞祭拜的北魏先帝旧墟石室，进而断定石室所在的大兴安岭即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大鲜卑山。历经1537个寒暑，一朝发现，震动学界、影响社会。

　　据介绍，嘎仙洞遗址中的早期文化层中只有简单的打制石器、骨器、陶器，而没有铜、铁等金属器具遗存，说明此时的拓跋鲜卑还处于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嘎仙洞出土了大量獐、狍、鹿、野猪等野生兽骨，却没有家畜牛、马、羊骨殉葬，说明此时拓跋鲜卑没有形成畜牧经济，处于原始游猎经济时代。正与《魏书》中记载的“射猎为业”相符。

　　时光流转，族群发展，到拓跋鲜卑第六十七世拓跋毛时，已经“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部族强大了，有限的山林资源日渐无法承载人口生存和发展需求，迁徙就会成为必然选择。又过了四世到推寅诘汾时期，也就是东汉晚期，族人“南近大泽，方千余里”，来到了今天的呼伦湖一带。曹魏时期，抵达锡林郭勒草原“匈奴之故地”。不久西迁到乌兰察布丘陵区、呼和浩特平原，以盛乐为基地不断发展壮大。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这个草原政权终于有了固定的都城，北魏也在此迎来了从未有过的辉煌。

　　公元494年，孝文帝带着一统天下的梦想迁都洛阳，开启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大融合的新篇章。今天，鲜卑族早已不存在了，但是他们的丰功伟绩一直闪耀在历史的星空，至今让人仰望。

　　文/图  霜枫酒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