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剧实景电影《敦煌女儿》是一场三位上海人与时光共赴的美好约定。时光流淌，影片里的故事老而愈醇，莫高精神感人至深，传统戏曲也在与电影的相遇中既保存艺术魅力又焕发时代新机，扩大影响，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作为人物传记电影，《敦煌女儿》首先要处理的，是如何在有限的银幕时间，展现樊锦诗对敦煌文化50多年如一日地守护。影片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选取了她从青年到老年有代表性的几个阶段，聚焦其人生道路的三次重要选择，用矛盾的难以调和与最终化解，突出人物抉择的艰辛，用重重渲染的叙述，描绘出樊锦诗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和对敦煌文化的坚守、热爱。

　　1963年，大学毕业的樊锦诗坐着驴车来到敦煌研究院，在这个碱水杂粮、没车没电、物资匮乏的西北小镇一待就是几年。

　　工作几年后，由于夫妻分居两地，孩子无人照料，樊锦诗家庭生活和事业面临矛盾。影片用夫妻相互体谅解决家庭事业难以兼顾的无奈，不仅反衬出中年樊锦诗对理想的无悔坚守，也赞颂了以樊锦诗、彭金章为代表的科研工作者对国家事业的无私奉献。

　　改革开放后，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又成了摆在樊锦诗面前的一道难题。老年樊锦诗一边带领团队，年复一年地进行保护、修复、存档工作，一边积极开拓数字科技工程，最终建成数字敦煌资源库。依靠科技创新矛盾再次被解决，游客被分流的同时，敦煌旅游的金字招牌又添新彩，敦煌瑰宝也在数字中得以尽数永存。

　　整部影片以老年樊锦诗的回忆开场，采用倒叙手法，缓缓展开对其平凡而又伟大人生的讲述。

　　对于戏曲电影来说，舞台表达的电影语言转化，是这两种不同艺术媒介融合的关键。戏曲电影要运用电影的场面调度、镜头剪辑等艺术手段，保留戏曲特有的写意美学风格，充分展现其虚拟化、程式化、节奏化的表演特征，还要突破舞台“三面墙”的视野限制和空间局限，放大表演细节，增强观众情感代入和价值认同。而《敦煌女儿》则是以更偏重电影手法的方式进行改编，一方面因为影片故事发生在当代，更具有时代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沪剧本身重视现实题材、程式化相对较少。

　　具体而言，《敦煌女儿》运用电影语言彰显和发扬戏曲审美的方式，主要体现在影片的叙述形式方面。敦煌研究院、三危山、莫高窟九层楼和石窟等地的实景拍摄，拓展了戏曲表演的舞台空间。电影特有的蒙太奇平行叙事，如交替表现樊锦诗与丈夫围绕是否调离敦煌的不同内心活动，扩充了戏曲表演的叙事视角。电影是运动的艺术，影片全景、特写等镜头的运用，丰富了戏曲叙述空间，并引导观众注意演员眼神、泪光等细节表演。而灯光和光影的运用，如科研工作者用镜子反光观察洞窟，樊锦诗用手电光照亮禅定佛等情节，既增添了戏曲表演的悠远意境，又凸显了电影的光影魅力。

　　整部电影最惹人注目的是引入CG技术，视觉化呈现人物的想象和心理空间。如影片中多次出现活动的壁画和雕塑，飞舞的乐伎、五彩的云霞、齐聚的诸佛菩萨，具象了莫高窟艺术世界的瑰丽，也展现了樊锦诗等敦煌人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莫高窟九层楼清脆悠扬的风铃声贯穿全剧，回忆和现实相交替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叙述转场，也改变了戏曲舞台表演较为单一的上场下场分场形式。就影片呈现而言，以上诸多尝试最终取得了戏曲、电影两种媒介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