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读《推拿》已是这部作品问世10多年之后了。

　　2011年，《推拿》问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我刚走出大学校园不久，阅读量有限，当时没太留意这部作品，尽管它好评如潮，尽管被改编为影视剧，成了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10多年后，《推拿》这本小说成了我的心头好，深感任何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必要经过时间的淘洗，才能让人感受到作家给予作品的力量。

　　《推拿》动笔于2006年，发表于2008年第9期《人民文学》。那时，毕飞宇刚过不惑之年，但写作已完成了从“先锋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触发他创作《推拿》的缘由，多少和他年轻时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工作经历有关。但我想，不仅仅是这些，它是一个作家对题材的独具慧眼，也是这个题材在作家心中挥之不去的震动。好比他31岁写就的关注留守儿童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在有限的篇幅里，深刻地写出了人的孤独和温暖，直到今天，依然属于热门题材，依然被喜欢的读者津津乐道。

　　文学创作总有许多“热门”，比如《推拿》，比如《推拿》里的盲人群体。

　　作家史铁生在他久负盛名的代表作《我与地坛》里写道，“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对残疾人来说，这“事实”便是身体上的残缺和不便，而视力障碍或许是最困难的一种。对视障人而言，“光明”是最大的奢望——“隔绝”了光明，某种程度上就是拉开了和常人世界的距离。

　　我不止一次猜想，毕飞宇决定书写“盲人推拿师”这个题材时的纠结——一定有过纠结的，比如怎样切入、怎样展开、怎样平等地让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困惑、茫然、歧视、远离，不被理解、不被接纳，乃至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可当毕飞宇感到这个题材“疼痛”的那一瞬间，便也感到了这个题材的可贵吧。

　　基于此，《推拿》这部长篇小说从始至终萦绕着一股逼人的压抑，对“沙宗琪推拿中心”的盲人推拿师而言，这压抑是因眼睛看不见而导致的情感上的压抑，更是每一天与自我博弈而产生的压抑。不过，这压抑潜藏着巨大的爆发力，就像小说中写的那样，“健全人永远也不知道盲人的心脏会具有怎样彪悍的马力。”使这“压抑”爆发的、使这心脏具有彪悍马力的，正是毕飞宇为盲人朋友“划开”黑暗的执着书写。我相信，好作家的笔下是有“光明”的。

　　《推拿》这部小说之所以引起广泛好评，首先是毕飞宇关注了一个特殊群体——盲人推拿师。他以全情的视角，走进这个群体的内心，不是俯瞰、不是怜悯，而是设身处地与之为朋，唯此，暖才更暖、痛才更痛；其次，是毕飞宇对小说写作的纯正追求和严苛打磨，使作品在看似简单的故事营造中，彰显了语言的丰沛与筋道。

　　毕飞宇的故乡在江苏兴化，从一个行走水乡对文学怀有憧憬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借助文字给盲人推拿师“引路”的文学大家，水乡的诗意气息是他许多作品的底色，而对人性的开掘，又让他的作品在诗意的柔情下不乏批判的力度。我不敢说《推拿》的主人公是否能在毕飞宇的故乡找到原型，但与这些“笔下朋友们”如影随形的日子里，他一定有过和他们相似的爱恨和痛楚吧。

　　相较于《玉米》《平原》《青衣》这几部毕飞宇30多岁时的佳作，《推拿》褪去了不少古典气息，更多地植入对现实的关注。书写盲人推拿师所处的“黑暗”世界，在狭窄逼仄的世界里，尽可能挖掘人性的光明和幽暗，展现了作为“人”的普遍性困惑。

　　同样是史铁生，他在散文名作《扶轮问路》里说，“我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这是史铁生的生活，也是毕飞宇笔下的盲人推拿师们的生活。身体残疾了，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对爱情的追求，和健全人并无二致，甚至更为火热。王大夫和小孔、金嫣和泰来、沙复明和都红……岁月的烟火缭绕在每个人心间，即使与光明隔绝，即使无法知晓心上人的模样，但眼里深不见底的幽暗，埋藏着对爱情的憧憬，一旦爱的火光成为烈焰，便会把情感的寂寥烧成灰烬，该出手时便出手。毕飞宇以真诚而动人的笔调写出了盲人推拿师对爱的真挚、热烈。

　　现实生活中，残疾人并非都是善良的，也并非都是自食其力的，但毕飞宇写出了盲人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善良和自食其力，更写出了他们的孤独、痛苦、隐忍。迤逦而遍布细节的辞章，是毕飞宇小说才情的充分施展——详尽而不絮叨、温柔而不妩媚。当语言的触角探到读者内心的那层柔软时，叙述戛然而止，读者眼前罩上了一层“迷蒙”，是感动，是理解，更是想要走进这个群体的渴望。

　　生活中，本来就该多一些感动和理解，而盲人就是在这样的感动和理解中，想努力“看到”生活的真容。

　　我很喜欢《推拿》里的一段话，“后天性的盲人必须要做一件事，杀人。他必须把自己杀死。这杀人不是用刀，不是用枪，是用火，必须在熊熊烈火中翻腾。他必须闻到自身烤肉的气味。什么叫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就是你得先用火把自己烧死。”对读者而言，这样的描述，是何等刻骨铭心，又是何等残忍揪心，却明明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许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