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春夏之际，文学家李贽应巡抚梅国桢之请北上大同，几个月内，除了编著他为《孙子》一书所作的评注外，便是游览大同山水，还写下了不少歌咏大同的诗篇，如《初至云中》《客吟四首》等，对于一个常年生活在山水怡丽的福建泉州人来说，南方有着小家碧玉般的温婉，而北方辽阔、苍茫、雄浑的边关景象更像那些守在边墙上的汉子们，站起来是一座山，横卧下去则是一道岭，自然会给他留下特别印象。尤其是九边重镇大同更是雄关如铁，大同镇城威武、厚重、庄严，再加上如绸带般的护城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谓固若金汤。大同镇城外围的边堡集群，蜿蜒起伏的边墙，如游龙似惊鸿，厚实的边墙翻越山岭、跨河过沟，如道道重障护卫着大同城，感慨之余李贽写下了特别有名的《大同城》诗：“此城真与铁城同，作者何人郭琥功。更有尚文周太保，至今说著犹悲风。”李贽诗中提到的郭琥和周尚文是大同城防工程修建中功不可没的两个人，这也是世代存留在大同人心中两个特别有份量的边将了。

　　天镇新平堡迎恩门瓮城北墙下曾有三英祠，祀奉的便是明朝大同总兵周尚文、新平路参将麻禄、大同总兵郭琥。云冈区高山堡“靖宁门”石匾上的落款有“钦差征西前将军镇守大同等处地方总兵官郭”说的也是郭琥，这些遗迹遗存是前朝留下的痕迹，当然他们更多的功迹都是用行动书写在了大地上，留在百姓心中。

　　李贽看到的大同城墙修建得城高池深，各种城防设施齐备，自成防御体系。他看到的大同城外的内外长城蜿蜒起伏坚固雄壮，边墩、濠沟星罗棋布，内堡外墩，烽堠相望。堡连堡二十五，每二十五里一个堡子，每个堡子都屯兵，整个大同镇的防御体系真正是京畿屏藩，把整个大明王朝严严实实包在里面。

　　诗中提到周尚文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至嘉靖二十八年（1529）任大同总兵，在任上不仅英勇善战，还一直在修筑长城及边堡，总督翁万达建议修筑边墙，“自宣府西阳和至大同开山口，延袤二百余里，以属尚文，乃益筑阳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凡四百余里,敌台千余。斥屯田四万余顷，益军万三千有奇。”他任大同总兵期间共督修边墙650余里，修筑弘赐五堡、靖虏五堡、灭胡九堡、镇羌五堡和得胜堡等边堡26座，边墙、戍堡、烟墩等共同形成了有层次、有纵深、威武壮观的边防防御体系，史载“拓地置堡, 修筑墩墙, 总兵周尚文之功居多”。除了致力于修边墙，周尚文还以老迈之躯一直冲杀在前线。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俺答犯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75岁高龄的周尚文还指挥了弥陀山的战事，并大获全胜。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周尚文还参与了曹家庄之战，这一战使俺答溃不成军，那一年五月周尚文辞世。时人评价：“老将筹边，奇功懋著。”

　　郭琥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任永昌卫指挥，历任姑臧（今武威）守备、古北副总兵、蓟州总兵等，万历初年因平定士官张同反叛，被任命为左都督，授光禄大夫，驻守大同镇，也是属于文武双全的边将。郭琥不仅骁勇善战，威震沙场，更是以善于运用兵法，出奇制胜而闻名。郭琥任总兵期间，蒙古部落的首领与杀胡堡守备有了摩擦，拥众压境，郭琥带兵前去，两军阵前晓以利害规劝，终使得蒙古军人引兵而去，他的做法正如兵法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长年守边的边将，往往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威慑力，这种威慑力也可避免两军交兵。郭琥在大同总兵任上还修筑了不少工程，万历四年，郭琥主持重修了善化寺，重建墙垣，扩大山门，修缮台基，并围以石栏，增建了钟鼓楼等。万历五年郭琥主持督修了高山堡的加筑和砖包工程。万历八年（1580）山洪暴涨，兴云桥被冲毁，郭琥主持重修了兴云桥，并改石柱桥为拱形桥，同年郭琥还为大同城墙加砖砌筑了女墙。

　　《续藏书》是李贽撰写的历史人物传记，在其中的《勋封名臣》篇中有：“余所见俞大猷、戚继光，所闻有周尚文、郭琥，皆具将材。”想来这是李贽在游历大同后，对于多年戍守边城的边将周尚文和郭琥所作出的最中肯评价，从而也坐实了“名臣良将，多出云中”之美名。

　　明初对原有旧长城进行整修，大规模的修筑长城是在明嘉靖年间和明万历年间，想来正是这些忠勇的边将，一任接一任地修筑边墙，使得大同镇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正是那些有勇有谋的驻守边关的战将，枕戈待旦，东讨西伐，南征北战，真正成就了大同镇“此城真与铁城同”的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