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迢迢，穿越天山，几经辗转来自印度克什米尔的佛教高僧昙曜，在文成复法之际终于找到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昙曜五窟的雕凿将成为5世纪欧亚民族大融合的国际荣光。

　　这一天是多么来之不易，天时、地利、人和都不能穷尽昙曜万里传法的艰辛、荣光与历史的选择。昙曜对文成的复法与封禅感激涕零，于是在不忘初心的前提下向他的伯乐文成帝积极表态“皇帝即当今如来”。这一夸，瞬间让文成帝找不见北，忙扶起昙曜“来来来，快起来，你我如同兄弟，有话慢慢说。”促膝而谈后的昙曜和文成帝达成了共识，“昙曜啊，那就给我们拓跋鲜卑的各位皇帝塑个万古流芳的像吧！”昙曜答应了。于是浩荡的皇家工程云冈石窟开始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魄力和规模，开始给印度的精神领袖——佛陀和北中国的主宰——北魏帝王们的合体凿窟塑像了。于是武周山变得异常高大上，在“令佛如帝身”的国家意志下，武周山成为印度、北魏帝王以及希腊英雄、波斯大帝、儒家圣贤、道家神仙的荟萃地。昙曜五窟以无比宏大的规格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让我们把目光聚焦昙曜笔下的世界格局。

　　公元5世纪的中国，统领中国北部的北魏王朝，平定西域，兼并凉州后，在都城平城之西的武州山上开始雕凿石窟，这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的一个重要节点。跨越时空远道而来的印度释迦牟尼将在云冈石窟呈现新的样式。

　　来自于克什米尔的高僧昙曜，以北魏沙门统的身份为佛陀争取造像权，一句“皇帝即当今如来”瞬间博得了整个北魏王朝的尊崇、信任与允诺。举一国之人力、物力、财力“任其裁用”雕凿武州山石窟。以当今皇帝的名义给佛陀造像是昙曜最为过人之处的谋略。熟知佛陀造像真谛，辗转于印度南北、西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昙曜，对海洋文明后裔们钟情的犍陀罗佛像和以森林文明为特点的马图拉佛像，对称雄半个中国北魏王朝的允诺都作了周全的考虑 ，如何在四种文明中（希腊海洋文明、印度森林文明、拓跋鲜卑游牧文明、中原农耕文明）彰显佛陀本体的光华是昙曜五窟的核心思想。

　　昙曜是国际化的传教士，但他在雕凿云冈石窟的整体设计和初衷上有着明显的民族情结，那就是佛陀的印度性。于是昙曜将穿着印度贵族服饰的禅定坐佛安排在北壁主尊的位置（20窟大佛），这是他作为一个印度人对释迦牟尼最大的景仰和尊重。将穿着希腊战袍通肩大衣的犍陀罗风格的佛陀，则以胁侍立佛的格位安排在北壁主尊的左右侧。对于出资的北魏皇帝自然也要照顾到，昙曜把雄心壮志的文成帝雕凿成武装领袖和精神领袖的合体。于是容印度佛陀、汉朝帝王为一体的北魏皇帝造像应运而生，这便是褒衣博带佛像的滥觞。因而昙曜五窟呈现出以印度圣贤和中国帝王为核心，多取主尊坐式雕凿于洞窟的北壁，犍陀罗希腊风格的佛陀却以胁侍立佛的格位安排在主尊的左右侧。因而云冈石窟佛像样式是欧亚文明交流，政治、文化、宗教力量相互较量制衡的结果。昙曜五窟是欧亚文明在平城的第一次国际峰会，各国首脑（印度圣贤、希腊国王、罗马英雄、波斯帝王、游牧部落首领、汉朝帝王将相）各取其座，以佛教的名义共聚武周山下，这次峰会的东道主是北魏王朝，主持人确是印度高僧。

　　在犍陀罗盛行的希腊英雄式的佛陀造像在昙曜的心里位居次要，于是代表着欧洲海洋民族对印度征服，身穿希腊式通肩大衣的佛陀造像大多让昙曜以立像和左右胁侍的格位安排在昙曜五窟主尊左右的耳洞或胁侍位置。这个由亚洲东北部崛起的游牧民族拓跋鲜卑皇家出资、由印度高僧昙曜设计主持雕凿的云冈石窟，是一次国际地位的重新洗牌。侵略和统治过印度的波斯、希腊在印度北部的影响被昙曜人为地削弱了，而把印度佛陀提到了最高的格位，对于文成帝的“皇帝即当今如来”的允诺并没有外貌上的实际体现，对于出于战乱纷争中的汉民族儒道思想在昙曜五窟雕凿期根本没有引起昙曜的重视，所以代表农耕文明的儒家帝王和道家神仙在昙曜五窟的预设中没有位置。欧亚的融合与荣光属于希腊和印度。真正让云冈石窟的神祇们彰显了东方色彩的是太和盛世的造像，后文有记。

　　□  杨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