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庞善强 著
秦克勤的话刚说完,就听得陶利说:“我看这次精准识别扶贫,分明就是拉关系、找后门,甚至是鼓励我们进行内讧,搞阶级斗争。大家都回去吧,别因为这个扶贫户搞得头破血流,我们还是回家过苦日子吧。”
陶利的一句话,说到了村民们内心的焦虑处,于是众人便纷纷离去。
第二次晋商大会后,平邑县从3年前的艰难抉择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从2011年开始,黄花种植每年以超万亩的速度快速推进,盛产期亩均纯收入都在万元左右。平邑县的农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种植黄花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与此同时,七里乡桑干河湿地公园已初步建成,即将被正式命名为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随即,平邑县又隆重推出了“四大园”:火山文化旅游园、现代新型产业园、都市特色农业园和自然美丽新家园。生态环境的改善,更为平邑县印上了“绿色名片”,初步形成了以装备制造、光伏能源、现代物流为支撑的新型产业格局。得益于政策扶持,古家庄乡7名年轻大学生合伙回乡创业,成立了黄花专业合作社,自此该乡也步入了大规模的黄花产业发展期。
马文涛站在月城新村安置房的工地上陷入了沉思。目前,全乡老百姓的危困房都进入了规划改造或新建中,最迟在两年内便能得到妥善安置。该如何挖掘单亩耕地的种植效率及最大效益呢?又如何确保脱贫的群众不再重新返贫?他认真地分析了当下全乡农民所处的实际生活和生产环境,觉得有几个方面亟待改善:农田缺水、农资成本高、种子退化、粮价疲软、耕作分散、涉农产业技术落后,还有农民们的思想问题和生命健康问题等等。
不久,梅奕瀚再次来到古家庄乡,就“三农”问题及脱贫攻坚的进展再行调研。马文涛详细地介绍了目前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程的具体进展和各村精准识别扶贫建档立卡的摸底情况,并结合现存的“三农”问题,提出了建设性发展意见。
梅奕瀚说:“‘三农’问题是脱贫攻坚战的主要问题,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三农”概念不是当下这个时代才提出来的,早在宋代王炎的《南柯子·山冥云阴重》中便有‘人间辛苦是三农’的诗句,只是古代的‘三农’指的是‘山农、泽农、平地农’,也就是指当时的猎户、渔夫、耕地农,而现在的‘三农’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从实质意义上来讲,我们当下‘三农’所涉农的内容更广泛、更全面、更具人性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同时更能反映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对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关怀。最近,财政部印发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补助标准的通知,这将大大减轻农民们就医看病的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县脱贫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梅奕瀚摘下眼镜,擦了又擦,然后接着说:“针对古家庄乡等几个乡镇的部分村子,因种种原因致使农业生产发展滞后,县委县政府经过筹划,决定加大对这些村子的农业扶持力度,解决农业生产中面临的实际困难。譬如,对于像月城村这样严重干旱缺水的耕地,由政府牵头会同县农业农村局、水务局等相关部门,筹措资金集中力量打一批深水井,为了节约用水不浪费每一滴水资源,还将全面推广实施膜下滴灌系统工程。此外,今年全县再上玉米高产创建项目,县财政局受农委会委托,将集中采购发放增产所需的尿素等生产物质,以确保该项目落地后有丰硕的成果。”
马文涛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说:“有了这些政策扶持,将会大大激发农民们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从传统的小杂粮着手也能打好脱贫攻坚这一仗。”但是,马文涛的这点兴奋感稍纵即逝,随即他的脑子里像是猝然生长出一簇蒺藜,其势迅速蔓延,令他头痛不已。
“可是,现在村子里仅剩的劳动力趋于老龄化了,再过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后,谁来种这些土地?这些留守的老人们一旦不能耕种了,又如何利用承包的土地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
梅奕瀚说:“耕地保有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的安全,同时也是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将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中央对这方面一直非常重视。自2013年1月31日开始,我国部分地区开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进行登记。咱们平邑县今年先以五个乡镇八十五个行政村,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对象,一经确权,农民就是土地经营承包权的物权权利人,土地既是资源,又是资产。农民因年龄或其他原因不能再耕种土地,可以依法把承包地流转给有能力经营的家庭或者农村专业合作社,也可用于抵押贷款,这样既保证了农民的收益,同时也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此外,月城村盗取金属钒及村集体林地被莫名开发为公墓地的事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其漏洞就出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和财产处于模糊、无序、混乱的状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借鉴贵州安顺市唐约的发展之路,全县要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农民承包林地、荒山、荒坡经营权以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和林地所有权、集体财产所有权、小水利工程产权等进行‘七权同确’,从而巩固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巩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
马文涛点了点头。他迟疑片刻,又说:“此次精准扶贫,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里面综合了精准识别的许多因素,这便给这项工作的具体实施增添了很大的难度。就拿月城村来说,如果单纯以农田人均收入作为识别贫困户的标准,那么全村绝大部分家庭都应该被列为精准扶贫对象;但是很多家庭存在未及分户在外打拼的子女,我们很难确定他们在外的发展情况以及财产收入。这样一来,在扶贫对象识别中很容易造成误判,如此便会引发不该有的社会矛盾。”
“这件事情我也想过。但是国家既然有精准识别扶贫标准,我们就得依政策办事,但是我们反对死搬条条框框的教条主义作风。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在开展精准识别工作中一定要细,要做到公平公正准确无误,更要廉洁自律、不徇私情,决不能漏掉一户困难家庭,确保脱贫路上一个不能少,也不能让某些人钻了政策的空子。当然,未能入选精准扶贫行列的家庭,有可能会存在一些不满情绪,这就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耐心地疏导,做到有矛盾必化解。对于那些刻意滋事,借此扰乱社会治安的人员,尽量以说服教育为主;倘若其执迷不悟,必将给予法律的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