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9日大同市作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下一步，协会将进一步团结凝聚全市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深入基层，挖掘典型人物，努力打造具有大同品格、时代气息、人民立场的精品力作，推动全市文化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志成先生在近日的聊天中谈及文学创作，从塑造文学艺术形象到加大当代叙事诗的创作“一泻千里”，让闻者深有感触。志成认为，历史上北朝叙事诗《木兰辞》光彩夺目，当代的大同作家亦当继承中国叙事诗传统、创作出具有时代风采和审美品质的叙事诗。

　　对于叙事诗，公众不陌生，古代有经典作品诸如《木兰辞》《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等，不过中国的叙事诗传统并不发达。《辞海·文学分册》解释，叙事诗是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诗作。游光中等编著的《诗学大典》解释更为详尽，叙事诗的特点是“主要以叙事的方式来刻画人物，反映社会生活，言志抒情。因而，它总是叙事和抒情的完善结合。与抒情诗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对社会生活或历史事件所作的客观叙述。它以叙事为主，作者一般不作直接的抒情，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化在所描述的形象和故事之中，并使它不仅始终具有诗的形式和有节奏、有韵律的诗的语言，而且始终贯注着诗的激情，这又是与小说明显不同的。”

　　在中国古代文学实践中，由于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美学趣味、史学传统、文学创作等因素影响，我国叙事诗创作相对比较弱，叙事诗写作的史诗意识更加淡薄。中国古人对多以明白晓畅语言进行叙事的乐府作品就不认为是诗歌，“乐府之异于诗者，往往叙事。诗贵温裕纯雅，乐府贵遒深劲绝，又其不同也。”（许学夷《诗源辩体》）。中国古代对“叙事”的理解与今天的叙事理论中的“叙事”也不同。今人认为，“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中国古代关于“史”的叙事方法崇尚“省”，“诗”的叙事则更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可能像现代叙事诗那样具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相对鲜明的人物形象。因此，中国的叙事诗更多的是“缘事”的诗歌。基于此，当代学者胡秀春认为，“在一首诗中，当叙事因素突出并且成为决定一首诗是否富有感染力的最主要因素时，这首诗可以被认定叙事诗。”（《唐代叙事诗研究》）

　　20世纪初随着社会变革、文化转型，中国诗歌创作快速进入新天地，一批现代诗人的史诗情结凸显，开创性地创作出一批以诗述志、以诗存史、以诗彰艺的优秀诗篇。虽然期间屡有波折，但是现代文类意义上注重叙事诗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成为了显在现象。及至20年代以朱自清的《短诗与长诗》诗论等作品为标志，中国叙事诗理论研究进入自觉时代。朱自清勉励那些“有丰富的生活和强大力量的人能够多写写长诗，以调剂偏枯的现势”，因为长诗能够表现“磅礴郁积”和“盘旋回荡”的深厚感情，“长诗的好处在能表现情感的发展以及多方面的情感，正和短诗相对待”。朱自清还创作了长诗《毁灭》，俞平伯盛赞其与《离骚》相仿佛。进入30年代，叙事诗理论研究和创作引向深入，茅盾的《叙事诗的前途》等论述影响广泛，叙事诗创作出现热潮。茅盾认为，“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新的倾向”。这期间，长篇叙事诗创作发生了明显转变，从重个性转向重社会，从重沉思转向重行动，从重诗意格调转向重叙述报道，从重个性解放到重国家大事，从重礼教与爱情冲突到重革命与爱情冲突，创作主体也从士绅文人扩大到社会各阶层。钱杏邨的长篇叙事诗集《暴风雨的前夜》、杨骚的长篇叙事诗《乡曲》、蒲风的“长篇故事诗”《六月流火》、徐沁君的《灵魂的梦》、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孤雁的《心声》、曹葆华的《幻变》、窦隐夫的《一个诗人的故事》、金克木的《少年行》等作品广为流播。40年代，又涌现出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艾青的《火把》等一批作品。

　　历经时代风云、文学演变，近几十年来我国叙事诗创作也出现过比较火热的时期，但终究没有持续成磅礴气势。有人认为，“叙事诗在20世纪之所以衰落，根源在于诗人们已经不会使用韵律语言去讲故事”。其实，在韵律之外，还有审美、题材、结构、技法等方面的因素。无论如何，我也如志成先生一样希望大同作家创作出优秀的叙事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