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密切关注之下，央视记者采访燕郊爆炸现场遇阻一事，有了后续进展。先是中国记协在事发当夜发声强调“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随后事发地三河市以事故指挥部名义发文致歉。3月14日，河北省委专题会又特别强调，“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健全与媒体沟通联系机制，支持和保障媒体记者正当采访”。

　　至此，这起有些节外生枝的风波，大致告一段落。但由此衍生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业内普遍认为，此次事件尽管观感夸张，却绝不算新鲜。这些年，媒体记者采访突发事件受阻挠甚至被暴力对待的情形屡见不鲜。如果根子上的问题不解决，类似的事件，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能为了控制舆情，简单粗暴阻挠媒体记者正常履职。”这是中国记协声明的结尾。此话一语中的。突发事件、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处理与媒体监督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过去不乏开诚布公坦然应对的成功案例，也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奇谈怪论。如今，越来越多地方处理类似情况时，挥之不去一个词——“舆情”。

　　“舆情”本来是个中性词，舆论的注意力集中、声势浩大，可能是杂音，可能有谬论，也可能有好声音，具体问题还待具体分析。但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相当一部分干部眼里，“舆情”是一个负面的词，是一个坏东西，甚至是坏得不能再坏的东西。

　　有媒体曾总结，一些官员似乎患了“舆情恐惧症”。有的地方将“出不出舆情”视作评价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有的地方出事后有了舆情，率先被问责的是负责“舆论管控”的干部。自然，这样的地方为了避免舆情，要采取种种手段，包括尽可能地将公共事件的知晓范围降至最低——对记者的正常采访横加阻拦，正是出于此道。但事实往往表明，越是要消灭舆情，越是消灭不了舆情，甚至产生次生舆情。此番燕郊事件，又提供了一个佐证。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舆论场上众说纷纭，今天的社交媒体更已发达至极，公共事件只要稍能引起一些共鸣共情，迅即就会有指数级的传播。有值得关注的事情，到舆论场上就会有“舆情”，这几乎是一条铁律。很多时候，舆情的出现既是预料之中的，也是无可回避的。

　　前面提过，舆情本身有好有坏，简单视作坏东西，并不科学。而若指望舆情瞬间消失，甚至最好从未存在，在今天更是不切实际的。套用曾经流行的句式：你想或不想、愿或不愿，舆情就在那里。既然躲不过去，大大方方面对、有的放矢引导，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进一步说，在舆情下解决问题、推进工作，越来越应当成为各级官员的一种习惯。

　　形成这样的习惯，无疑要靠干部自身的觉悟，靠不断提升的媒介素养——绝大多数时候，新闻媒体、公众舆论同政府部门的方向是一致的，关注和发声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中理应被视作共同体，而不是“搅局者”，更不是“洪水猛兽”。直面媒介、善用媒介，也是互联网时代干部的基本素养。类似公共事件发生后，涉事部门和有关官员应第一时间直面公众、解疑释惑，更应当成为一条原则。对此，党中央、国务院早有明文规定。

　　但更重要的是，敢于直面舆情、大胆发声的干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给予支撑、给予包容。多年前的数起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经历一再表明，事发后的“新闻发布”效果好不好，仅有一个能说会道的新闻发言人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强有力的“后台支撑”，即内部通畅的信息支持、迅捷的事件处置能力。同样重要的，还有其背后政治性的生态——坦然面对舆情、善于引导舆论的官员，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鼓励？万一不小心说错话，是否能得到必要的包容，而不是让人觉得“多说多错”“不说不错”，并让守口如瓶成为一个“理性选择”？

　　“控制舆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各地各部门来说，有一点是有必要反复重申的：舆情应对有力的干部，当然要加分；而出事之后出现舆情，在追问“为何有舆情”之前，是不是应该先问问“为何出了事”？

　　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