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杰作《木兰辞》塑造的艺术形象木兰，不仅是一位巾帼英雄，也是一位爱美持家的女孩。正因为木兰的多面能干，让这个艺术形象更具有审美价值、更显亲和，成为无数人心中的一个典范。

　　人类由男女两性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亦由两性合作完成。不过在传统的历史、文学艺术等叙事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很容易被忽视甚至被遮蔽，像木兰这样置于重要地位并且被广为传颂、成为艺术典型的很是少见。

　　北京大学教授罗新在《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一书的《序言》中说，“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全社会人口的男女性别占比一直是比较接近的，男女人口各自的总数不会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出现于历史著作的人物中，男女比例之悬殊是肉眼可见的。当然，女性隐身在历史舞台的后面，并不是她们主动的选择。我们应该认识到，女性是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历史编纂之外的。”

　　庆幸的是，在漫长的中国农业文明史上还出现了北朝及隋唐一段女性亮色凸显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处在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期，战乱不断，一切旧有秩序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挑战和考验。同时，民族融合带来各种思想碰撞，使得社会对女性的看法也产生了变化，女性个体自我的觉醒也使得其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各个朝代女性的行为特征。例如，由于战争造成人口锐减，政府不得不对早婚、再婚采取鼓励措施。少数民族热情奔放的习俗在民族大融合过程中也影响了汉族女性的婚姻观念，当时女性再嫁成为比较平常的事情，社会不会予以鄙视，妇女守节的观念也出现弱化。

　　一个变化与交融的时代为女性创造了不一样的环境与文化。她们可以体现自主意识，可以感受到较为自由的气氛，也可以实现自身的价值。所以这个时代能够涌现出木兰、冯太后等出色女性——女性才能闲时做女红、忙时上战场，女性才能决策朝堂、推动改革，女性才能影响一个“鲜卑朝代”。

　　拓跋鲜卑源于大兴安岭，其创世神话就是一个女性叙事。传说，拓跋氏先祖中有一个叫拓跋诘汾的部落首领。某日，诘汾率领男成员去打猎，一群人刚到大山里就遇到一支庞大的队伍，为首的是个绝世美女。美女自称是小仙女，奉老天爷的命令来给他送孩子。诘汾心领神会，俩人当即携手共赴巫山。次日，小仙女对诘汾说：“我要走了，明年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你来这里等我。”说完化成轻烟而去。第二年，诘汾准时赴约，仙女带着一个孩子来了，“这是你儿子，好好养，以后你们家要当皇帝的。”交代完毕，仙女飘然远去，从此再未出现。

　　这个很玄乎的故事说明，拓跋鲜卑君权源于天意，其祖宗是女神。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森林时代”的鲜卑拓跋部母系地位更突出，这才有神化女性角色的必要。进入“草原时代”以及问鼎中原之际，作为神女的后代，女性的地位没有理由被降维打击。事实也证明，此后保留鲜卑血统的隋唐王朝，女性依然在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中展现出独特的风貌，为后世难以企及。

　　北魏时，朝廷革命性地为后宫女性设置了官品。“后置女职，以典内事。内司视尚书令、仆。作司、大监、女侍中三官，视二品。监，女尚书，美人，女史、女贤人、书史、书女、小书女五官，视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视四品。春衣、女酒、女飨、女食、奚官女奴视五品。”女官地位和外朝官一一对应，官阶最高的相当于朝廷里的宰相尚书令。这种制度化举措让女性有了官威，在其位谋其政，做起事来有章有序。

　　罗新在《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与北朝正史中男女比例的巨大悬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朝墓志志主的男女性别占比相差并没有那么大，换句话说，北朝墓志女性志主远远多于北朝正史中提到的女性。”这些出土的北魏女性墓志铭不断“揭示历史真相”。像《王遗女墓志》说，这位管膳食的女官工作出色，服侍了三代太后，被超额提拔为公主皇子们的傅姆，品阶也升到了二品。《大魏宫内司高唐县君杨氏墓志铭》详细记载了杨女官的晋升之路，宣武皇帝元恪为表恩赏，直接赐了块封地供她养老，封为了县君。

　　宫廷之外，女子从军史册也有记载。如《魏书·列女传》记载任城国太妃孟氏时说：“任城国太妃孟氏，巨鹿人，尚书令、任城王澄之母。澄为扬州之日，率众出讨。于后贼帅姜庆真阴结逆党，袭陷罗城。长史韦缵仓卒失图，计无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厉文武，安慰新旧，劝以赏罚，喻之逆顺，于是咸有奋志。亲自巡守，不避矢石。贼不能克，卒以全城。”

　　《北史·列女传》记载：“梓潼太守苟金龙妻刘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刘叔宗之姊也。宣武时，金龙为郡，带关城戍主。梁人攻围，会金龙疾病，不堪部分，刘遂厉城人，修理战具，夜悉登城拒战，百有余日，兵士死伤过半。戍副高景阴图叛逆，刘与城人斩景及其党与数十人。自余将士，分衣减食，劳逸必同，莫不畏而怀之。井在外城，寻为贼陷，城中绝水，渴死者多。刘乃集诸长幼，喻以忠节，遂相率告诉于天，俱时号叫，俄而澍雨。刘命出公私布绢及至衣服，悬之城内，绞而取水，所有杂器，悉储之。于是人心益固。会益州刺史傅竖眼将至，梁人乃退。”

　　无论是任城王元澄的母亲孟氏还是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龙的妻子刘氏，都能够在危难之时挑起重担，充任将军率众抗敌，并且取得胜利。通过这些女性掌兵参战的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北朝时女子的军事素养、弓马功夫非同一般。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军事文化和技能背景，《木兰辞》才能够在北朝登场，木兰才能够成为女子从军的真实写照。

　　中古时光溜走，北朝女性的身影沉淀在史籍里、墓志铭中，也鲜活在文学艺术作品里，让今人能够从字里行间体味那个民族大融合时代女性的多元魅力，不仅有“对镜帖花黄”的可爱，还有“万里赴戎机”的豪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