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可以明理、明智和明心。古代诸多名家学者都有自己的读书之法。

　　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主张读书要做到“五要”。一要天天读，蒲松龄自己订了一个本子，每天清晨起床后，就在本子中标上一天中要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如果日期下面出现了空白，他就会愧疚万分。二要夜夜读，蒲松龄白天要忙于生计，夜里经常是一卷书、一盏灯，埋头苦读到深夜。三要老年读，蒲松龄晚年，发白、耳聋、齿脱，但眼睛尚好，遂经常翻书阅读。蒲松龄在诗中写道：“仅目一官能尽职，翻书幸足开心情。”他在《寂坐》诗中还写道：“平生喜摊书，垂老如昔狂。日中就南牖，日斜随西窗。”四要抄书读，蒲松龄在毕家教书30年不愿离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毕家书多，可供他抄读。五要分类读，蒲松龄把书分成精读、泛读两类，要有区别地读。有的书了解大意，有的书要反复诵读，不断玩味，读通为止。他在诗中写道：“读书析疑如滤水，务使滓尽清澈底。”

　　朱熹读书则以“体会、循序、精思”为法。关于体会，朱熹说：“为学读书，须是耐心细意去体会，切不可粗心……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关于循序，朱熹说：“以二书言之，则先《论》而后《孟》，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则其篇章之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关于精思，朱熹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得尔。”

　　韩愈读书讲究“提要钩玄”，旨在抓要点，明主旨，以便直探本原，提取精粹内容。韩愈勤于读书，注重方法，他在《进学解》中说：“记事者为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陶渊明读书，主张抓住重点，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明代杨慎说，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是不为两汉以来经书中的繁琐考证所左右，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

　　苏轼读书讲求“八面受敌”。这里的“八面”，是指书中各个方面的内容，形象地分为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方，然后各个击破。苏轼在《又答王庠书》中说：“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把好书比作知识的海洋，内容十分丰富。每读一本好书，每次可只带一个目标去读，需要读好几遍，日久天长，必有所获。

　　郑板桥读书“求精求当”，“求精”即读书要有选择，选好书，读精品；“求当”就是恰到好处，适合自己的水平和需要。郑板桥曾说：“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当则粗者皆精，不当则精者皆粗。”事实上，郑板桥并不反对博览群书，只是强调必须以精读为基础。

　　古代名家学者这些经典的读书方法，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卜庆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