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枫酒红

　　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前驻足仰望，遥想1938年的“湘黔滇旅行团”师生历时68天、跋涉1600公里，竖起了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丰碑，为留存中国人文、科学的火种作出卓绝贡献，功泽后人。

　　北京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里的两通纪念碑样式不一样，但是碑额上的文字一样，都是闻一多篆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笔法端庄流利，字形雍容华贵，大气磅礴，被视为书法艺术佳品。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抗日战争期间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3所知名学府组成。有人评价，若论100多年来成才率最高、世界最著名的中国大学，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所临时拼凑的大学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造就了无人比肩的教育奇迹：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14位“两弹一星”功臣，174位院士，还有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

　　我曾经在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旅行途中关注过湘黔滇旅行团经过的路段，也读过几篇相关的文章。后来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西南联大旧址，读到一本关于1938年那场奇特旅程的图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这是一本近700页、约50万字的作品，作者杨潇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供职于新闻媒体，从2010年起周游世界，尝试一种融合时事、历史、智识讨论与人文地理的叙事文体。杨潇说，在战争年代做一名读书人意味着什么？国难期间的“中国性”又是什么？重新发现家国，往往有着切实的沉郁甚至沉痛，这是历史的独特叩问，但当这群师生开始上路，借用旅行团成员穆旦的诗，“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作者还说，“在西南的大山大河间，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也希望读者跟随我的脚步，享受那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邀请全国各阶层的精英上庐山商讨最迫切的问题：中日全面战争势不可免，中国应该如何抗战？文化的种子又该如何保存？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力排众议强调，“战时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竺可桢进一步指出，“和内忧外患比起来，各个领域的领袖人才如果见识浅薄、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那才是真正的灾难。”最终，国民政府接受了胡适、竺可桢等人的建议。于是，一所坚持常态高等教育理念的联合大学酝酿并诞生了。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说，“战争1937年7月爆发，8月国民政府开始高校内迁计划。”“8月28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迁已成定局，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3位校长再回北方，要等到8年以后得1945年了。”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函，令清华、北大、南开3校合并，南下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上海、南京先后沦陷，长沙接连遭到日军空袭。1938年的2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再西迁至云南昆明，同时分3路疏散师生。其中，由近 300 名男生和 11 位教授及助教（5位教授包括清华的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北大的曾昭抡，南开的黄钰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最终于4月26日徒步抵达昆明，与走公路、铁路的师生会合。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学校正式开课；12月2日，公告校训“刚毅坚卓”。

　　西南联大办学期间，共设理、工、文、法（商）、师范5个学院，8年里3882名学生从这里毕业，其中包括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在内至少834人选择从军投身抗战。1946年5月4日，在正式上课8周年之际，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3校开始北归，一所传奇大学的历史画上句号。为感谢昆明，西南联大决定将师范学院留下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这就是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云南师范大学也因西南联大而一直为后人瞩目。

　　以地理来写历史，以空间来写时间。《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书中交错着两条平行线，一条是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走到昆明的故事，另一条线是杨潇在2018年重走80年前旅行团路线的故事。这两条线借着空间上的重叠交错在了一起，让读者在阅读杨潇路上所见所闻时走到历史深处，看到西南联大师生既承担着责任，又有着常人的感情，他们在长途跋涉中重新确认自我价值和认同，在精神层面将“救国”和“启蒙”兼顾起来，并奠定了西南联大的精神基石。

　　2018年5月17日，杨潇抵达昆明，他回忆起10年前的冬夜第一次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校园，看到门楼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意识到自己撞见了这所已不复存在的大学旧址后，心里好像被某种巨大的东西击中（或者填满），以至于，不知怎么回事地，也非常刻奇地，哭了。”今天，我们在阅读《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过程中，也会常有“被某种巨大的东西击中”的感觉，甚至让人想哭——西南联大师生与民族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炮火中守三尺讲台和山河如故。

　　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矗立着闻一多塑像。《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对1938年40岁的这位清华大学教授多有记述，作为湘黔滇旅行团带队教师，闻一多一路历尽艰辛，但他仍然意气风发，还蓄须明志，表示不驱逐倭寇决不剃去胡须。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碑文、中文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用篆文书写了碑额。

　　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还有人说，身体和灵魂，总得有一个在路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无法复制杨潇的旅程，但是可以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中重温那段让人感慨万千的旅程和历史，重拾那种寻找、向上、激昂的乐观主义精神，甚至开启新的“刚毅坚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