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先秦至明清，作为三晋门户、中原北疆的大同，“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三面临边，最号要害”。历朝历代均以名将重兵驻守，施攻守韬略，筑雄关奇塞。两千多年的岁月里，这里烽火连绵，铁马纵横，在碰撞与交融间，书写了独有的历史底色和气质风骨。

　　边塞边郡

　　春秋末年，晋国赵氏家族势力逐渐强大。公元前457年，赵襄子承继晋卿之位，为扩展封土范围，将目光聚焦在恒山以北的广大区域。彼时这片土地归属古代国。古代国，一说为北狄部族所建，一说为商代、周代诸侯国之一，汤封同姓，代子立国。赵襄子使人请代王，命厨人操铜枓以击代王及从者，随后出兵并代，后期于代地设郡管辖，将当时的大同及周边地区列入中原政权势力范围。

　　公元前325年，赵雍即位，即著名的赵武灵王。为了增强赵国军事实力，他推行“胡服骑射”，首先令王公大臣效仿胡人衣饰，放弃中原的峨冠博带，着短装，束皮带，穿皮靴，以便马上作战。第二步借鉴胡人骑兵战术，“招骑射”“致胡兵”“养胡马”建“骑邑”，通过一系列措施建起战斗力强悍的骑兵部队，“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今大同地区全部纳入赵国版图。为防御北边匈奴势力，武灵王派兵筑武州塞，与飞孤陉、句注陉相呼应，三晋门户的边塞防御地位轮廓初现。

　　秦汉400余年，大同一带归属雁门郡、代郡，皆为边郡，军事重要性日益彰显，时刻处在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势力交锋的前沿。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军抗击匈奴，冒顿单于故意示弱，藏匿精兵，仅留老弱士卒迷惑汉军侦察。刘邦轻信情报，拒绝刘敬（娄敬）劝谏，率前锋部队孤军深入至平城，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后采纳陈平计策，重金贿赂匈奴阏氏（单于之妻），以“汉主有神灵护佑”及“恐单于久战不利”为由劝说冒顿，才得以破陈突围。

　　经此一役，西汉王朝意识到经营边郡的重要。设郡兵，由郡守直接掌握，平日自为守战，每遇大规模用兵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或提供兵源补充。同时加强代郡、雁门郡等地军事基地建设，广募屯田、遍牧军马，为后期汉武帝用兵漠北奠定基础。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匈奴贪马邑财物，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军三十余万设伏马邑，匈奴单于未至而觉，乃引兵还，自此拉开西汉反击匈奴的战争大幕。从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屡次派兵出击。名将卫青、霍去病等多次由上谷、代、云中、雁门等地出兵，战功卓著。元狩四年，霍去病兵出代郡，深入漠北“将所获荤尤之士，约轻斋，绝大幕，涉获单于章渠，以诛北车耆，转击左大将军，获旗鼓，历度难侯，济弓庐，获屯头王、汉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此战后，匈奴无力与汉王朝对抗，北方边境得到长久和平。 

　　铁甲雄风

　　汉末魏初，鲜卑拓跋部南迁至匈奴故地阴山一带，于公元4世纪建立代国。天兴元年（398）六月，道武帝拓跋珪诏有司议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同年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仿效中原王朝，开启礼仪治国的篇章。与此同时，从道武帝拓跋珪到太武帝拓跋焘始终以武功开疆拓土，从魏都平城出发，进行着统一北方的战事。

　　每遇战斗，重装骑兵总是冲锋在前，源于草原长于骑射的拓跋鲜卑军队在前代具装骑兵的基础上，优化升级出重装骑兵。战马上阵前，披挂面帘、鸡颈、当胸、身甲、搭后、寄生，包裹严实结阵列队，骑兵则身着铁质盆领盔、胫甲及圆形护心镜，共同组成“人马俱甲”的重装形态，冲锋时如“铁墙推进”，所向披靡。凭借骑兵的优势，北魏军队无往不胜，成为南北朝时期最具威慑力的军事力量。

　　公元395年，后燕皇帝慕容垂为遏制北魏崛起，命太子慕容宝率8万精锐攻打平城（今大同）。拓跋珪“诱敌深入”退守迎战，以疲兵、疑兵、迷兵等计与后燕军对峙。后燕军队久攻不克，疲乏回师。在参合陂（一说在今内蒙古凉城，一说在山西阳高，学界尚有争议），拓跋珪亲率2万骑兵连夜奔袭，借助晨雾掩护突袭燕军营地。北魏军以火攻制造混乱，并封锁燕军退路。燕军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此战标志着北魏从草原部落联盟向北方霸主的蜕变，进一步凸显骑兵战术的力量，为后世北魏统一北方铸定军事范式。

　　九边之要

　　有明一代，大同居于明代北部边防体系的核心，由于地处蒙古骑兵南下东进的通道处，成为拱卫京师与中原的第一道防线。明朝廷不仅在此驻扎重兵，还依托大同盆地地形，修筑起内外长城“双线防御”工程。内外长城之间，广设卫所军堡，形成固若金汤的战略空间布局。

　　九边重镇始设于明弘治年间，初为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后增为九镇，分布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沿线。大同镇位列九边重镇之首，被称为“九塞之冠”，地理范围涵盖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中西部区域，控制阴山与太行山之间的桑干河上游通道。明初朱元璋在此置卫屯田，永乐年间正式设镇，成为拱卫京师的“铁壁屏障”。

　　明代大同驻兵人数最多时超过13万人。史料记载，嘉靖年间大同镇驻军达83815人，战马23177匹，军户总数约40余万。设总兵1人、协守副总兵1人、参将9人，下辖卫城、所城及数量众多的军堡。从东到西依次分布天成卫、镇虏卫、阳和卫、高山卫、左卫、云川卫、右卫、玉林卫、威远卫、平鲁卫。卫治设卫城，前期由指挥使、指挥签事管辖，后归参将、守备统辖，平时耕守，战时御敌。

　　大同地区发生多次影响大明历史走向的战事。1449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率主力进攻大同，战事吃紧，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鼓动下亲征，于土木堡被困惨败。正德十二年（1517）蒙古鞑靼部落首领小王子率兵袭边，明武宗朱厚照组织应州之战，双方在今大同至应县一带激战。嘉靖年间，俺答汗多次带兵突破大同防线，向南攻抵泽州、潞州，向东迫近北京，对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

　　频繁的战事推动大同地区明军不断调整战术思想，改进军事技术战术，完善了分镇协守、烽火传汛、奇兵助援等军事管理机制，创新火器生产与应用。中后期，明军采用步骑车三位一体战术技法，在抵御蒙古部落袭扰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为保障军需供应，明代大同镇首先推行开中法，即商人输粮换盐引，此举为后世晋商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碰撞融合

　　纵观大同军事历史，碰撞与融合相伴始终，碰撞中的融合成为发展主基调。“白登之围”后，胡汉和亲传统开启，通过联姻促进经济互通与文化交流。伴随着和亲的脚步，汉匈在边境关塞要地开放互市，汉人和匈奴人在此进行商贸活动，交换粮食、牛马等物资。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内外络绎不绝。北魏以武力统一北方后，实施“太和改制”，通过改汉姓、穿汉服、通婚等政策推动鲜卑等各民族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   

　　明隆庆五年（1571），明朝廷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达成“隆庆和议”，开启长城沿线互市贸易，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从冲突走向共生的里程碑。

　　1570年，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因家族矛盾投奔大同镇。宣大总督王崇古力排众议，以礼相待，借此向蒙古传递和平信号。俺答汗主动承诺“愿称臣纳贡”，双方展开谈判。明朝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开放大同、宣府等十一处边境市场，允许蒙古以马匹、毛皮换取中原的粮食、茶叶、铁器，并划定牧区与耕地的界限，避免冲突。

　　隆庆和议后， 大同开放得胜堡、新平堡、守口堡三处市场，马市交易量增至3万匹，茶叶年输出量超10万斤，形成横跨漠南的“茶马驼道”贸易网络的中心城镇，长城内外蒙汉民众互习礼仪，互通婚姻、互学语言，互教技艺，共建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文/图  温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