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电影公司从诞生到现在，改过好几次名字。解放初期，大同划归察哈尔省管辖，电影放映开始由部队供片，后影院直接到张家口、北京取片。1952年11月大同重归山西省管辖，影片放映来源靠太原电影发行站及山西省公司供片。1957年山西雁北地区电影网络站建立；1958年改称雁北地区电影分公司；1969年9月，大同市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成立；1975年大同市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改称为山西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大同市分公司；1980年大同市电影分公司改称大同市电影公司。

　　电影公司还叫发行放映管理站的时候，办公在大东街（今和阳街）。路南，大门冲北开，东西两排办公的一个大四合院，顶南边有个小型的放映厅，用来审片和检查胶片放映；北边西角上有个小仓库，留存下来的电影拷贝就存放在那里，木货架，地方小，条件差。院里我记得有辆带斗的三蹦子，还有辆挎斗三轮摩托，那是用来“跑片儿”的。和现在数字化播放不同，从前放电影是论“拷贝”的，一部电影拍完剪辑成一部母片，根据母片再来翻制出来的就是“拷贝”。“拷贝”是音译名，取自英语的“COPY”，材质是赛璐珞片，就是胶片，可以分成电影摄影用的负片、印拷贝用的正片、复制用的中间片和录音用的声带片等等，和照相机胶卷一个类型，但又不完全一样。那时候一部电影通常1个半小时，也就是90分钟，一个拷贝就有9本胶片，一本10分钟长度。“拷贝”是资源，也是指定产品，一部电影出多少拷贝是北京电影厂、八一电影厂这些出品方决定的，分配到每个地市，其实往往只有一两个拷贝。全市红火的时候电影院上百家，家家都要放，怎么办？“跑片儿”和“时段儿”就起了作用。

　　你晚上8点，我8点15分，错开15分钟，就有了辗转腾挪的空间。带斗三蹦子和挎斗三轮摩托的斗用来放拷贝，你放10分钟换第二本胶片，我就能把第一本拿回去放映，这样轮换流转，全市哪家电影院也没误了热门儿电影。如果你观察就会发现，每家电影院至少有两三台放映机，也就是为了10分钟后上一台放完另一台完美续上不影响观众观赏的，你的视觉没有中断，人家已经换了另一台机器工作了。那时候，如果碰上手生的小徒弟没衔接好，演着演着中间就会出现相机底片尾巴上的灰白杂片儿，那就糟糕了，场子里的观众不是鼓掌喝倒彩就是起哄吹口哨，得空儿上厕所的和坐不住的小屁孩儿就会站起来溜达，那时候算是糗事，如今看，也是种难忘的回忆。

　　发行放映管理站改成了电影公司，就搬到了大西街。那时候的电影是几乎唯一的全民娱乐方式，电影公司也跟着沾光，妥妥地抢到了大西街的C位，紧挨着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西边是五一菜场，对过儿是百货三店和西街五交化，最红火的地点。当时五楼的放映厅几乎是全市最好的放映厅，座椅第一次从胶合板的硬座改成了海绵底的软座，对于那时候很多连沙发都没有的家庭来说，舒舒服服地坐在这样的椅子上看电影，纯纯的享受。电影放映机也是那时候最新的。大同解放初期，电影院多使用日本人遗留下来的罗亚拉放映机；1952年后煤矿工人文化宫、人民影剧院、九龙电影院首先安装使用天极牌座机；1961年大同电影院首家更换使用较先进的国产松花江牌座机；1980年全市新安装和更换松花江牌座机的达30多家，这里则是配备具有氙灯新光源的东风牌座机。直到1985年，这种东风牌座机才逐渐成为换代主流，使用放映的电影院达到12家。

　　电影公司在鼎盛的时候，还办过杂志。《工作简报》，1970年开始出刊，油印，16开版，不定时出刊，为大同市电影系统首创内部刊物，主要以反映电影发行放映动态为主，附有少量的影片内容介绍；《电影介绍》，创办于1977年10月，4开8版，月报。主要是刊登当月排映影片内容简介、拍摄花絮、电影常识等；《银幕与观众》1978年12月由《电影介绍》改名出版，仍为4开8版，栏目除当日上映影片内容介绍，还有影评文章、新片摄制动态、拍摄花絮、电影知识、演员轶闻趣事等。发行量上过5000份/月；《影友》，1981年由《银幕与观众》改版而出，仍为月刊，先为16开，后改为32开，封面由套色封面改为简装封面。栏目大致与《银幕与观众》相同，每月发行3000册左右。

　　电影公司在鼎盛的时候曾把大西街底楼的场地改办成商场，同样以“影友”取名，比邻“科技服务部”和“工美服务部”。

　　电影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衰败，固然有录像厅和歌舞厅的冲击，院线自己可以组织片源也成为反噬之剑。曾经为一部拷贝排队来租片的影院不仅可以自己花钱买断拷贝，还增设了镭射厅引进好莱坞或者香港大片，电影公司只能在转战厂矿企业和下乡放映中寻找生机。最混乱的时候，省电影公司有专门在大同营销市场，地市合并后大同雁北两家并一家残存市场，“工人”“九龙”“红会堂”不认出处只求畅销影片，社会上形形色色“影吧”来瓜分市场，电影公司在大西街上闪亮的霓虹灯招牌残破不堪，仿佛境遇。

　　2008年左右电影公司搬离到了宋庄南路，门口就是集市菜市场，和彼时同样从雁同东路搬到宋庄的大同晚报编辑部共同栖息在同一片瓦檐下。嘈杂，偶被偷盗，市井气十足，两个文化单位相互依存着接着地气儿。

　　又大约过了10年，电影公司搬到了北门外原来大同铁一中的旧楼里。我去过几次，看到了很多尘封的旧物，20世纪的气息在这里仍然延续。老旧的天极放映机、已经锈迹斑斑的片桶、人工刷画的大电影海报，已经成为仅存的收藏品。

　　凡事都是只有失去了才会懂得珍惜。当传统影院里的三合板硬座椅、紫红海绵坐垫沙发软座、35毫米大型放映座机、巨幅手绘海报、精美电影杂志都消失在大众视野里，与电影相关的这一切，反倒成了时代回忆里的宝贵印记。

　　我自己收藏了不少有关的物件，比如8.75毫米和16毫米的电影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半夜鸡叫》这样的黑白电影胶片、泛黄的专业手册和成摞的电影杂志等。身边也有一些仍投身于电影行业的朋友，见证了几部小成本电影的诞生，也机缘巧合地参拍了《悬崖之上》这样的张艺谋作品。在大同提出打造“博物馆之城”的时候，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老张”，一个本来应该是报社同事的电影发烧友，通过几次电话，交集不多，但是他收藏的电影机、海报我倒是在电影公司的大办公室里上手了好几回。

　　“老张”叫张建新，收藏的影视作品中，有关大同的作品就有70余部，对于大同电影的痴迷由来已久。他1997年着手收藏的大量老电影拷贝中，1934年由日本导演拍摄的《山西大同云冈石佛寺之旅》堪称镇馆之宝。他还收藏了与大同电影相关的物品，从电影放映机到电影胶片；从大同电影海报到电影票、大同电影院印章，无所不包，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大同电影业。张建新收藏了各种各样的电影放映机，有20世纪50年代仿乌克兰式的16毫米放映机，机器上标注着“中央电影局南京电影机械厂制造”，还有从8.75毫米到16毫米到35毫米的“红旗”牌、“长江”牌、“山西”牌等放映机。我在他那些大大小小的放映机中还看到“天极”牌座机，这种电影机当时价格昂贵，光源采用正负极弧光炭精棒，电源是水银整流输出30V、60A直流电源，直到后来大规模使用松花江牌座机后才隐退江湖，堪称是当年的放映机“一哥”。

　　如果大同推出一个电影博物馆，我想，不仅是“老张”，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影迷影友，不仅可以奉献、提供各自不同的时代收藏，还一定是这个门类观展传播的身体力行者。放映机、一摞一摞合订本的《大众电影》和《影友》、电影海报画册以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时候推出的怀旧海报、定制邮票、影迷礼包，在我众多无用而又难舍的杂物间里显得体量硕大。它们和我的那些5.25英寸1.2兆电脑软盘、3.5英寸1.44兆电脑软盘、百兆MO盘们一样，已经不太被现在的人所认识，但是如果有机会让他们重见天日，不仅是年轻人了解过去的物证和见证，也是我们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回味悠长的念想和话题。

　　走过百年的电影行业，数字化和虚拟化已经成为常态，从前的那些设备、配套宛如蒸汽机时代的样子，复古感十足。我小的时候学英语有一个词组，Modern machine，代表现代化的Modern拥有一个中文音译：摩登、摩登女郎，是对电影杂志封面女郎最常规的形容。谁说古董就不能时髦摩登？让年轻人亲自上手操作一回机器放映胶片，让手机里的视频和照片通过制式转换从老机器里以24格的画面帧帧放映，可以很有趣，也可以很摩登。

　　1905年诞生了中国电影，1921年，大同第一次有电影放映出现。再回首已是百年身，前百年人们从电影里看到了自己和世界，百年后的大同，如果有个电影博物馆，还可以让当下的人们回望从前的四街八巷、华严云冈，以及用胶片和放映机分享观感的光影体验。

　　□ 任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