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9年，远在万里之遥的加拿大安大略考古博物馆希望能从中国“采购”一座明清时期的贵族墓葬。安大略考古博物馆馆长查尔斯·柯雷利将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当时在天津的英国皮货商克劳福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大量的文物被各国不法分子或抢或偷至国外。但是把一整座贵族墓葬从中国运往加拿大，多少还是有些离奇。而从结果看，安大略考古博物馆竟然从中国真的获得了明末清初风云人物祖大寿的陵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离奇的万里“迁坟”

　　克劳福斯从天津赶到北京后，很快就有了收获。有人自称是明末清初著名将领祖大寿的后人，愿意“兜售”位于北京郊外的祖大寿墓园。随后，安大略考古博物馆用500大洋买下了墓地的所有权，又给当地县令送了1000大洋。有了地方官府的默许，他们就以修缮祖坟的名义，开始挖掘、拆解祖大寿的墓。他们将整座陵园分解成一座八方石宝顶的墓室、一件琉璃花门、一件石五贡，二柱门，以及石翁仲和石骆驼各一对，总重量达到150吨。克劳福斯将他们运送至天津，又从天津出海，于1921年将这座墓园运抵加拿大。从此，祖大寿墓园与4万多件中国文物一起，成了加拿大安大略考古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直至今日。

　　21世纪后，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国人开始关注到这些远在加拿大的国宝。不过，一个疑问一直环绕在人们脑中：这真的是祖大寿的墓园吗？

　　人们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在辽宁省兴城市，还有一座祖大寿墓，而且辽宁兴城祖大寿墓址还有顺治十六年（1659）清世祖谕祭碑残件等文物实证。因此很多人质疑安大略考古博物馆的祖大寿墓并非真品，但此墓所在的京郊永泰庄又确为祖大寿家族墓地，故大多推测此墓或为祖大寿子侄之墓，当年克劳福斯被人哄骗，才将其误认为祖大寿之墓。

　　但2019年《紫禁城》杂志刊登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教授林梅村的《说不尽的祖大寿，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藏祖大寿墓调查记》上、下两篇特稿，其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安大略博物馆的祖大寿墓园，应为祖大寿在北京所建墓地，但祖大寿最终并未葬于此处，而是不久后迁葬于今辽宁兴城。

　　从墓园规制来看，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祖大寿墓的宝顶高达5米，这一规格与清代正一品官员的墓葬规制相符。在清代祖氏家族中，仅有获封汉军正黄旗总兵的祖大寿以及获封汉军正黄旗固山额真的祖大寿长子（实为侄子，因过继而来）祖泽润为正一品。按照常理推断，祖泽润的墓葬规制通常不会超越其父祖大寿，而目前永泰庄陵园尚未发现墓葬规制超过安大略博物馆祖大寿墓的情况。另外，从文献记载角度分析，《清世宗实录》、康熙《祖氏族谱》等史料均记载，祖大寿于顺治十三年（1656）四月离世，同年六月，顺治帝曾对其进行致祭。祖大寿谕祭碑碑文还明确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顺治帝命永平府知府前往谕祭祖大寿之灵。然而，该碑直至顺治十六年（1659）才树立于现今的兴城。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疑问：在这段时间跨度内，祖大寿的棺椁究竟安放在何处？清廷又是在何处对祖大寿进行祭拜的？

　　基于上述墓园规制与文献记载的考量，一个较为合理的推测是：祖大寿生前或许先在北京营造了墓园，主要用于停灵。直到三年后，位于兴城（当时称宁远）的祖大寿墓地正式竣工，才将其遗体迁葬至此。

　　不过，无论是祖大寿子侄墓（最大可能是祖泽润之墓），还是祖大寿建于北京的“临时”陵墓，这座墓园如今都只能躺在异国他乡，成为近代中国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的注脚，一如其名义上的主人命运。

　　辽东名将的挣扎之路

　　祖大寿在明清易代之际，最显目的标签应是“挣扎”。

　　祖大寿为辽东人，初为明靖东营游击，天启元年（1621），祖大寿为广宁巡抚王化真中军游击。后来广宁陷落，祖大寿前往觉华岛。天启年间，明军在辽东一败再败，大量辽人涌入关内，当时督师辽东的孙承宗提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主张，提高了辽人在军中为将的比例。但此时，孙承宗最为青睐的是西北军：“顷阅射襄武营，皆西北兵，其将甚有纪律，终事无敢哗者。”

　　而其所重用的，也是满桂这样出身宣府的将领，并未特别重视祖大寿，甚至祖大寿与孙承宗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直到宁远之战，袁崇焕凭借战功逐渐获得了关宁军的主导权，而祖大寿在宁远之战中表现出色，得到了袁崇焕的赏识和提拔，并最终成为袁崇焕的得力助手。

　　崇祯元年（1628），袁崇焕督师辽东，命祖大寿镇守锦州。崇祯二年（1629），己巳之变爆发。后金军队在皇太极的率领下绕过关宁锦防线，从蓟州镇突入内地，兵锋直指北京。祖大寿率兵从锦州赶往山海关，与袁崇焕会合，最终在京城外与后金军队展开大战。广渠门一战中，祖大寿以伏兵突袭后金军，取得战果。左安门之战，祖大寿亦取得胜利，得到了崇祯帝的奖赏。

　　然而，在同年十二月，就在祖大寿随袁崇焕上殿时，袁崇焕突然被捕。尽管祖大寿心中因袁崇焕下狱一事对明廷充满了疑惧和愤懑，但是其仍然戮力杀敌。崇祯三年（1630），祖大寿率军收复了被后金军占领的遵化等关内四城，崇祯帝对祖大寿极为重视。然而，随后的大凌河之战再次改变了祖大寿的命运。

　　崇祯四年（1631），祖大寿率军修筑大凌河城。袁崇焕督辽期间，两次修筑大凌河城，都半途而废。此次已是明军第3次修筑大凌河城。在城砖等物资准备好后，同年七月，祖大寿率军到达大凌河，开始修城。但朝中兵部尚书熊明遇反对筑大凌河城，并说服了崇祯帝，结果，到了八月二日，朝廷就下令停止修城，并撤走了部分士兵。然而，皇太极在得知明军开始修筑大凌河城后，立刻开展行动，于七月二十一日率军出征，八月六日到达大凌河城下。此时大凌河城只完成了城墙的修筑，其他工事尚未完成，此时城内驻军加上商贾民夫共有近3万人，但是因为朝廷暂停了修筑，这些人本来是要撤走的，这就导致大凌河城内的粮草极为不足。

　　皇太极到达大凌河城下后，连夜围城，将其围了个水泄不通。明军对于后金军的到来非常惊愕。后金军先是大败出城作战的祖大寿，接着又将吴襄等援军击败，使得大凌河城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皇太极非常欣赏祖大寿的能力，因此在围城之始就写信劝降祖大寿，祖大寿不为所动。后又在当年九月，假扮明军援军，诱骗祖大寿出城，试图将其活捉，幸亏明军拼死力战，才将祖大寿救回城内。此时，大凌河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但祖大寿依旧坚持不降，直到当年十月底，在得到了皇太极不屠城的许诺后，祖大寿杀死了坚持抗清，拒不投降的副总兵何可纲，率部投降皇太极。此时明军只剩一万余人。皇太极自以为收服了祖大寿，但祖大寿在当年十一月就假借充当内应之机，携带从子祖泽远等人逃回锦州，而祖泽润则被留在后金，成为人质。

　　生前身后名

　　祖大寿逃回锦州后并没有能够高枕无忧，大凌河之战，明军不仅丢失了大凌河城这个战略要地，更损失了一万多能征善战的精锐士兵，关外明军的形势已经十分被动。大凌河之战发生于崇祯四年（1631）后直至明亡的13年中，祖大寿充满了挣扎，甚至可以说是首鼠两端。这也最终导致了后人对其难以言说的评价。

　　大凌河之战后，后金暂时放松了对明军的攻略，转而将重点放在经营与蒙古的关系上。崇祯七年（1634），林丹汗去世，后金于次年收服察哈尔部，皇太极于公元1636年正式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后又东征朝鲜，逼迫朝鲜断绝了与明廷的朝贡关系，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在崇祯十一年（1638），再次大举进攻明军腹地，而祖大寿对抗击清军并不积极，同时皇太极不断写信、派人游说祖大寿，祖大寿则并未答复皇太极。清军又于崇祯十四年（1641）派大军围困锦州。

　　就祖大寿而言，其已经充分了解了明廷政治的黑暗和崇祯帝的刚愎自用、急于求成。而大凌河之战后，祖大寿的亲属，尤其是名义上的“长子”祖泽润被扣留在皇太极处，实际上也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到了松锦大战，崇祯帝与文官集团再次暴露了急于求成的弊端，朱由检与兵部尚书陈新甲不顾明军实际情况，强令四路进军，结果导致松锦之战明军大败。清军为了招降还在坚守锦州的祖大寿，留下了明军中祖大寿亲属的性命。最终，祖大寿再次投降了清军。而投降清军后，祖大寿的行为依旧值得玩味。

　　他先是在劝降吴三桂时，按照清廷的意见写劝降书，接着又给吴三桂密信，劝其坚守。可到了崇德八年（1643），祖大寿又建议皇太极逮捕吴三桂的家属来要挟吴三桂。但不论如何挣扎，从清代官方的评价看，祖大寿无疑是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了莫大的功劳，一如乾隆帝在编《贰臣传》时所言：“如洪承畴、祖大寿、李永芳等，在胜国虽为不忠于主，在本朝则为宣力之臣，特命入于《贰臣传》之甲编。”

　　顺治十三年（1656），祖大寿去世，他最终未安葬在京城外的墓园之中，而是葬于宁远城中，城中祖氏功德牌楼上“四世元戎少傅”“廓清之烈”的评语能否安抚他不安的灵魂？

　　据“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