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渝中区上清寺中山四路的尽头，有一块难得的开阔地，名为曾家岩。曾家岩50号被称为周公馆，源于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周恩来生活与战斗过的地方。

　　曾家岩50号是一栋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建筑，占地面积364平方米，建筑面积882平方米，共有房舍21间，建于20世纪30年代。这里本是重庆地方人士赵少龙（赵佩珊）的私人住宅，1939年由邓颖超以周恩来名义租用，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办公场所。

　　1939年至1946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此办公，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局的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外事组均设于此。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在这里接见中外各界人士。周公馆见证了国共合作的重要历史时刻，是了解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活动的重要场所。

　　小楼里的大格局

　　重庆中山四路两旁的黄葛树舒展着浓密的枝叶，将阳光滤成斑驳的光点，让火炉城市难得多了一点凉意。这是一条沉淀着历史记忆的老街，尤其是灰墙黛瓦小楼静静矗立的“曾家岩50号”的门牌格外吸引眼球。

　　周公馆前是曾家岩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周恩来的铜像，铜像前花坛围绕。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市民络绎不绝，不少人在周恩来铜像前默默追思。

　　周公馆属于典型的重庆民居，砖木结构的三层小楼带着几分古朴，坐北朝南，中西合璧、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灰色调，依岩而筑，临江而起，呈“回”字形。正中设有天井，天井里的石板路缝隙间长着青苔，墙角三角梅盛开，为这庄严肃穆的地方添了几分生机。

　　很多人无法想象，就是这样一座看似普通的小楼，在抗战时期却成了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喉舌”与“窗口”，承担着联络友党、团结群众、宣传抗日的重任。

　　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住房紧张，而曾家岩地处市区，靠近国民政府，会客访友和与各界人士接触都很方便。邓颖超便以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一楼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并对外称作“周公馆”。实际上这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南方局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外事组和党派组均秘密设在这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彪、王若飞等人在渝期间也都常住于此。

　　1961年3月，周公馆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这里成为诸多反映抗战时期重庆斗争影视作品的重要场景。

　　今天迈进周公馆大门，古朴的前院天井墙上悬挂着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照片以及南方局组织机构图。

　　经过天井就是一楼会客厅，房间不大，摆着几张木质桌椅，墙上挂着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照片，还有一幅当年的重庆地图。这里曾是无数次重要会议的举办地，周恩来在这里与民主党派人士促膝长谈，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董必武在这里接待进步青年，倾听他们对民族未来的思考；叶剑英在这里与国民党爱国将领秘密会面，传递合作抗日的诚意。

　　周恩来办公室内，一张老旧的写字台映入眼帘，桌面上放着一盏煤油灯、一个砚台和几叠泛黄的文稿。这就是周恩来当年工作的地方。在重庆的几年里，周恩来常常工作到深夜。桌上的文稿里，有他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字里行间满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呐喊；有他写给党中央的电报，字斟句酌间是对国统区形势的精准判断与对策。

　　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所谓“通令”及新闻发言人“谈话”，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何应钦，谴责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皖南事变”后重庆革命活动处于低潮。周恩来选中话剧作为突破口，发起组织了雾季公演，让文化界人士先后排演了《天国春秋》《棠棣之花》《屈原》等剧目，使山城气氛终于活跃起来。雾季公演持续4年，上百部进步剧目公演，缔造了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烽火岁月中的坚守

　　沿着木头楼梯来到二楼，展厅里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物，串联起过往。1938年，武汉沦陷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政府陪都，表面上国共合作抗日，实则暗流涌动，环境极其险恶。周公馆周边不足百米就是国民党军统局、警察局，楼上楼下还住着国民党的官员，有人用“身处虎穴”来形容毫不为过。

　　当年，周公馆右行百米就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周公馆大门左侧则是国民党政府警察局派出所。今天这里虽然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场所，人们在这里喝茶读书看风景甚至发呆，但是从细节里依然可以想象当年国民党政府警察局的森严，对邻居共产党人的“关注”。

　　进入周公馆二楼方能更好地理解当年的房舍使用情况。主楼的底层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为中共南方局租用，其余则租给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端木恺以及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战时妇女服务团”的牌子挂在二层的一处房门上，但未向游人开放。

　　置身这样的场景之前，我们很难想象国共两党人士同进一个院、共住一栋楼的独特现象。不过恰恰就是在这里，“在如此危险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党的领导人从容不迫，在敌人的眼皮下纵横捭阖，显示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极高的斗争艺术”。

　　二楼有董必武的办公室兼卧室，展示了当年董必武的工作和生活场景，陈设有办公桌、书架、床等，以及他使用过的文具、书籍等物品。1958年11月9日，董必武重返曾家岩50号时曾题诗一首：“八年抗日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这首诗生动描绘了周公馆当年的内外环境，也体现了董必武对那段历史的深刻记忆和感慨。

　　二楼还有吴玉章办公室兼卧室。吴玉章在1946年以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公开身份留在重庆“坚持党命”，继续领导人民大众反对国民党内战和独裁。其办公室兼卧室复原展示了他在周公馆工作时的场景。1947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返延安。

　　在小楼的一角有个小小的电台室。当年，就是从这里，周恩来等将国统区的情况及时传递给延安，将党中央的指示传达给各地党组织。电台室空间狭小，只能容下两个人。为了不被发现，工作人员常常要等到深夜才能工作。

　　包括实物、照片在内的历史文献资料，让后人得以了解到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政治斗争等重要历史事件，诸如“皖南事变”、重庆谈判等，对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有更生动的认识。同时，让我们感受到当时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的特殊氛围和国共两党在复杂局势下的斗争与合作，以及革命先辈的智慧与勇气、奉献与牺牲。

　　登上小楼的三层，推开窗户，再看中山四路，车水马龙，一派新景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深情地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呀！我虽然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时光改变了重庆，也凸显了周公馆的价值——它早已超越了一座建筑本身，而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以智慧与勇气坚守信仰的见证。如今，这座小楼依然在提醒人们，民族的复兴始终需要凝聚共识的智慧和坚守初心的勇气。　　 

　　文/图  霜枫酒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