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枫酒红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炮击沈阳北大营开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了躲避日寇的炮火和不当亡国奴，数以千万的社会精英和平民百姓扶老携幼、驮箱推车、风餐露宿，艰难地向大后方迁徙。同时，在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动员组织下，政府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厂矿企业、金融机构等也艰难地向西迁移。

　　这场被称为“抗战大迁徙”的历史事件不仅是民族生存的战略转移，更是中华文明在危局中延续血脉的悲壮实践。

　　今天，我们依然记得以西南联大等为代表的教育机构内迁，但是还有多少内迁淡出了公众的记忆——即使没有忘却的领域我们又会说起多少细节和历史人物呢？具体到高校，今天有多少学子记得其母校经历了怎样的抗战大迁徙？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落后，且布局也极不合理，绝大多数现代工业、金融、文化、教育、科技等机构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据统计，战前全国108所高等院校大部分集中在中心城市及沿江沿海一带，其中上海和北平占1/3。一旦东部沿海沿江地区遭遇战争破坏，将会给中国经济、文化、教育等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场规模空前的人口、产业、文化大迁徙在中华大地展开。从1937年到1944年，中国高校经历三次大规模的内迁。第一次是全面抗战开始到武汉、广州会战前，内迁高校56所，占当时全国高校总数过半；第二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内迁高校21所；第三次是1944年2月至12月豫湘桂大溃败时期，原迁在此的21所高校仓促再迁。每一所学校、每一次迁徙都意味着损失。

　　统计数据显示，迁校4次以上的有19所，其中4次的有东吴大学、国立戏剧学校等8所；5次以上的有浙江大学、私立贤铭学院；6次的有河南大学等3所；7次以上的有中山大学、山西大学等5所；8次以上的有广东省文理学院。迁校2到3次的占大多数。抗战期间迁移高校总计106所，搬迁次数多达300余次。

　　铭记历史，再现抗战大迁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与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推出了“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丛书包括《国府西迁》《文化存续》《烽火兵工》《守望科学》《金融对垒》和《工业重塑》六卷，将抗战内迁作为一个整体，多角度再现中国人民为延续民族血脉、支援前线、振兴大后方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迁徙之旅。

　　《文化存续》一书聚焦这场大迁徙中文化内迁，通过扎实的史料考证与细腻的人文叙事，系统梳理了迁徙历程中文化传承的艰辛与智慧。作者跳出抗战史研究中“军事叙事”与“政治叙事”的传统框架，将文化存续置于民族救亡的宏大背景下考察，还原了迁徙中文化守护的真实图景，也阐释了文化力量对民族精神凝聚的关键作用，为读者揭示了“烽火中的文明存续密码”。

　　作为一部聚焦抗战大迁徙的学术专著，《文化存续》最鲜明的突破在于构建了“迁徙—存续—重生”的核心分析框架，将文化存续视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而非静态的结果呈现。“抗战大迁徙中的文化存续，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搬运，而是在极端环境下对文明内核的坚守、对传播载体的创新、对传承机制的重构。”

　　教育迁徙是著作的重点章节，也是文化存续最具代表性的切面。书中以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西迁历程为核心案例，还原了“烽火中的课堂”如何维系。作者通过梳理西南联大的迁徙路线图，揭示了高校迁徙中“典籍守护”与“教学延续”的双重挑战。书中引用的联大师生日记令人动容：哲学系教授汤用彤在迁徙途中将珍贵手稿缝入衣内，避免被战火损毁；学生们在山洞中搭建“教室”，以石板为桌、膝盖为案坚持听课；图书馆工作人员用牛车转运图书，为防止书籍受潮，每晚将典籍搬到高处避雨。

　　著作没有停留在史实还原，而是深入分析了高校迁徙中“文化传承机制的适应性调整”。诸如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在课程设置中强化中国文化经典教学，既保证了学术传承的专业性，又通过文化教育凝聚了师生的民族认同。这种“在流动中坚守核心，在应变中创新形式”的教育存续策略，使得大批青年学子在战火中完成学业，为战后国家重建储备了关键人才，印证了“教育存续即文明存续”。

　　如果说教育内迁是文化存续的“硬核支撑”，那么文化艺术与学术研究的迁徙则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守护”。在文学艺术领域，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作家以笔为枪写下《屈原》《腐蚀》等作品，将迁徙中的所见所感转化为唤醒民族意识的文学力量；戏剧工作者组建“抗敌演剧队”，在迁徙途中搭建临时舞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将艺术传播与抗日宣传相结合，并让文化火种在偏远乡村燎原。

　　在学术研究领域，作者聚焦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迁徙实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带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物迁徙，在宜宾李庄继续开展研究，编纂了《殷墟文字甲编》；地理学家胡焕庸在迁徙途中坚持实地考察，绘制出更精准的中国人口分布图，为战时资源调配提供了学术支撑。

　　这些文化人的迁徙既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学术文脉与艺术精神的跨省传递”，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得以延续。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曾经说，“抗战中中国大学大批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站在当下回望抗战大迁徙，这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存续实践依然让人心潮澎湃——正是那些在烽火中守护文明火种的人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让我们明白无论遭遇何种困境，只要文化的根脉不断，民族的希望就永不熄灭。书中传递的“危难中坚守文化自信”的精神对当代文化传承仍然具有深刻启示——文化不仅是和平时期的“精神滋养”，更是危难时刻的“民族脊梁”，坚守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热爱才能在艰难险阻中保持民族的凝聚力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