淤泥河，多数人不晓其存在信息，位置、走向、源起、归并，其实它在云中大地至少流淌数千年。这条自西向东流过新荣区的季节河，见证了无数繁华过往，承载着众多历史记忆，有些今天仍可见影响力之存在。

　　一起来，走近人文淤泥河。

　　古水考辨

　　网文显示，淤泥河发源于马头山下，经破鲁乡向东，流经新荣区中部，汇入赵家窑水库后，并入御河，属季节性河流。《平城史稿》中写道：“从发源地和走向看，淤泥河发源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的红石崖山，向东南穿马头山进入山西大同市的左云县，从管家堡向东北流，进入新荣区的破鲁乡八墩村，然后向东折，流经安乐庄、鲁家沟、新荣区址、光明村、兴胜沟、下甘沟、里外教场沟、赵家窑以南，从野狐岭南的羊坊、山底汇入御河，全长一百一十多里。”

　　这一流向与成书于北魏的《水经注》中的关于“羊水”的记录相仿，“水出平城之西苑外武州塞，北出东转，迳燕昌城南……又东注于如浑水，乱流迳方山南。”武州塞，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军事要塞，考证在今大同市左云县与云冈区交界一带，中心区域距大同城西约20千米，战国时赵在此设塞，为防御匈奴而建。秦汉时沿用。上世纪末，曾于吴官屯附近发现汉代屯堡遗址一处，出土汉时砖瓦器物，据此推断为汉武州塞附近的屯田之所。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历经 “文景之治”后的大汉王朝决定对匈奴反攻，以马邑献降为诱饵，在今大同盆地西南区域投入30万大军设伏，准备袭击匈奴。彼时匈奴首领军臣单于深信不疑，率领10 万骑兵经武州塞南下。行军途中见沿途遍野牛羊无人放牧，于是心中生疑，军臣单于为弄清情况，下令攻打附近的一个汉亭障（边境哨卡），俘虏了亭障中的雁门尉史。在匈奴的威逼利诱下，尉史将汉朝在马邑设伏的计划和盘托出。军臣单于得知真相后大惊失色，立即下令匈奴大军北撤。此事件被称为“马邑之谋”，视为汉匈开战的标志。

　　羊水“出武州塞，北出东转”，今天考证结果接近。淤泥河从凉城过马头山入左云后，流经的管家堡一带，亦曾为武州塞的一部分，东汉时曾在此筑长城。随后东转进入新荣境内，故研究者推断淤泥河为1600多年前的羊水。以“羊”为名，多有美好之意，古语中 “羊”“祥”常通用。以名求吉，大概是当初起名羊水的原因。

　　老城燕昌

　　淤泥河出破鲁乡向东，流至下甘村，有古城遗址，据考为北魏燕昌城，“北俗称老公城”。此城与北魏建国初一场大战相关，这场战役彻底改变了拓跋鲜卑与周边邻国的力量对比，助北魏走向真正的强大。

　　公元 386 年，道武帝拓跋珪称代王，后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为增加国力，拓跋珪离散部落、编户齐民、发展农业，逐步将部落联盟改造为王朝政权，开启对外扩张的进程。期间与慕容家族建立的后燕产生冲突。公元 394 年，后燕消灭西燕后，慕容垂要求北魏进贡，拓跋珪拒绝，双方关系破裂。慕容垂决定派太子慕容宝率军征伐，试图一举消灭北魏。

　　公元 395 年五月，慕容垂任命太子慕容宝为主帅，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为副帅，率大军伐魏。后燕军队初期进展顺利，推进到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并收降了北魏的一些部落。面对后燕的强大攻势，拓跋珪采取了 “避其锋芒、诱敌深入” 的战略。他首先将主力部队和部落民众转移到黄河以北的阴山地区，避免与后燕军队正面交锋；其次，派少量骑兵骚扰后燕军队的粮道，切断其补给线。此外，拓跋珪派人截获了后燕军队与慕容垂之间的信使，散布慕容垂已死的谣言，动摇后燕军心。

　　公元 395 年十月，军心涣散的后燕军队决定退兵。此时黄河已结冰，得知消息的拓跋珪率率领精锐骑兵日夜追击。后燕军队撤退到参合陂（一说在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岱海附近，一说在阳高县东南），慕容宝下令扎营。参合陂的地形十分险要，拓跋珪率军悄悄登上山坡俯瞰后燕军营。黎明时分，北魏骑兵居高临近下发起冲击，后燕军队毫无防备，一片混乱中几乎全军覆没，除慕容宝等少数人突围外，其余数万人全部被俘坑杀。

　　公元 396 年，慕容垂为报仇亲自率军攻伐北魏，“北至参合，见积骸如山，设祭吊之礼，垂惭愤哎血，因而寝疾焉。舆过平城北四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燕昌，含有“燕国昌隆”的寓意，可惜历史走向事与愿违，后燕最终分裂为南燕（慕容德建立）和北燕（冯跋建立），再不复强盛之貌。

　　军堡固边

　　明代，淤泥河成为大同镇城北向的防御重点，蒙古铁骑常利用秋冬枯水期南侵。为加强防御，明王朝在淤泥河一线先后建起数座军堡，用来控军扼要，从管家堡向东，依次建有破虏、镇河、镇虏、宏赐等堡。

　　宏赐堡亦称红寺堡、弘赐，《三云筹俎考》载，嘉靖十八年（1539）筑，万历二年（1574）砖包。周“四里三十二步，高三丈六尺”。明时设守备，分守长城“十九里，边墩二十六座，火路墩八座”。宏赐堡是明朝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的核心要塞，一旦失守，后果严重。“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庚辰朔……弘赐堡有二万骑溃墙入，散掠大同左右及安东十七卫、大同怀仁二县”，足见其关系利害。

　　镇虏堡，今名镇鲁堡。于嘉靖十八年（1539）筑，万历十四年（1586）包砖。周二里有奇，墙高四丈。城西开一门，有瓮城。“设守备一员，所领见在官军二百四十五员名，马骡四十七匹头。无边。只管火路墩七座。”

　　镇河堡原名沙河堡，初建于正统年间，后毁。嘉靖十八年（1539）重设，万历十四年（1586）包砖。内驻操守1员，官军358名，马骡7匹头。镇河堡管辖火路墩8个，地处大同镇北第二道防线的中心，发挥御敌报警的作用。

　　破虏堡，今名破鲁堡。嘉靖二十二年（1543）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周长2里2分，高3丈5尺。内驻操守、坐堡、把总各1员，军660名，马骡217匹头。嘉靖年间，蒙古俺答部落频繁南侵，大同北境 “岁无宁日，村堡多毁”。嘉靖二十一年（1542），俺答率部突破边墙，直逼淤泥河，明军在镇河堡西北顽强抵抗，最终击退蒙古骑兵取得胜利。为巩固防线，朝廷于次年（1543）在战场附近筑土堡取名 “破虏”，彰显出边镇御敌卫国的决心。

　　屯田开耕

　　淤泥河两岸今为大同北郊粮食主产区，这份实力早见于明代各类史籍，与明代边镇屯田有关。

　　明初，为了实现“军粮自给”，降低军粮运输的压力与损耗，各地卫所多实行军屯制度。《大明会典》有记，“边地军户，人给田五十亩；内地军户，人给田二十亩至三十亩”，并配备相应的农具、种子和耕牛。为鼓励军屯，朝廷规定军田 “永不起科”（不征收赋税），军户所种粮食除自用外，剩余部分全部上缴存于军队粮仓，作为军粮储备。

　　洪武年间，军屯制度效果明显，每年上缴的屯粮约 2300 万石，不仅完全满足军队需求，还有一定结余，大幅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为明初边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大同镇作为 “九边重镇” 之一，驻军规模庞大，军粮供应主要依赖本地军屯。《大同府志》记载，洪武至永乐年间，大同镇卫所共开垦屯田约 100 万亩，每年上缴屯粮约 50 万石，完全满足了当地驻军的粮饷需求，避免了从内地长途运粮的损耗与支出。明中叶，随着军堡的建设，屯田依旧成为保障军需的支撑。 淤泥河各军堡建成后，实行“三面开耕，一面御敌”，迁戍卒及家属形成“堡屯结合” 的防御与生产格局。经过数百年耕作， 淤泥河两岸尽成膏腴之地。　　  文/图　　温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