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大同明长城的修筑者，必须了解一位来自四川的大明精英名臣——余子俊。到任宣大总督后，他借鉴修筑延绥镇边墙的成功经验，推动大同镇长城的修筑，为后期长城防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在新平堡、得胜口等地，还能看到这位守边能臣的功绩遗存。

　　1构筑小边

　　明中期前，大同镇长城已存在大边、小边两道。今考证，大边长城主要建于明洪武、永乐年间，后在成化、弘治年间多次修葺。小边长城初建于永乐年间，真正成型且发挥效能，应出自余子俊的创意督建。

　　时间回到500多年前的成化二十年（1484），鉴于防边有功，余子俊以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的身份，被朝廷派出总督大同、宣府军务，亦称宣大总督。宣大总督是明中后期为统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军务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位列 “九边” 总督之首，主要职责在于强化北边防御、协调明蒙关系。

　　为提升管辖区域内军事防御实力，余子俊到任不久即亲率文武守臣与兵卒，组织了一次实地踏勘活动。在40多天的时间里，他们查看宣府、大同边防一线的山川地形，东起四海冶，西到黄河岸边，行程约1300余里。在实地考察中，余子俊发现两地长城防御的短板——边墙年久失修，墩台守备稀少，漫长的边境线上仅存 170 座墩台，根本无法满足警戒和防御需求。

　　成化二十一年（1485），余子俊正式向朝廷上奏修筑计划，他在奏折中明确提出“增墩凿堑”，于宣府、大同边墙一线增筑 440 座墩台，每座墩台长宽高均3丈，同时在墩台之间开挖壕堑，宽1丈5尺、深1丈，形成 “墩台+壕堑” 的点线防御结构。关于墩台，余子俊在设计时设置长阔各六尺的悬楼，处于对角处，以此增强墩台的御守能力。他还在奏折中特别强调，大同地区计划沿旧有 “小边” 故址，从中路起步，每二里筑一座墩台，衔接至偏头关黄河岸边。这一走向成为后续长城边墙走向的基准线。

　　方案得到明宪宗朱见深的认可，下令相关部门筹备建材、调配人力，于次年四月正式开工。工程启动后面临诸多困境，物资短缺、环境困苦、条件恶劣，给施工带来很大阻力。大同中路除镇城北边地形平坦，其余多过山涉河。史料记载，余子俊“与将士同甘苦，无少私”，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最终屯军和民役合力筑墩挖壕，形成连贯有效的防御线。

　　成化年间天灾频发，朝廷的人力、财力多用于救灾，大规模的边墙建设引发部分官员的反对。他们以工程耗费巨大、加重民生负担为由，公开弹劾余子俊。成化二十二年（1486 ）二月，在多方压力下，余子俊被免去太子太保之职，他主导的宣府、大同长城修筑工程被叫停。整体规划中的防御体系虽未完成，但也发挥一定作用，并为后续的军事防御思想提供了基础框架。嘉靖年间，宣大总督翁万达、和翟鹏、大同总兵周尚文等人在余子俊的工程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加宽壕堑、补筑连贯墙体，最终形成高大坚固的大同镇边墙，屹立至今。

　　筑长城的同时，余子俊还注重军器的革新，在总督宣大期间，他组织打造“鹧鸪车”，战车辕长1 丈 2 尺，体型较为庞大，每辆战车需 10 名士兵共同驾拽才能移动。每车配备 4 门火炮，战车之间的空缺处还会补充放置 5 尺长的鹿角，以此形成密集的防御屏障，阻挡敌军骑兵靠近。此外，他推行的 “屯守结合” 策略也为大同镇后续开展屯垦、保障军需提供了重要参考。

　　2长久之计

　　余子俊增筑大同镇长城之举，缘于此前在延绥巡抚任上的经验。

　　成化七年（1471）正月， 余子俊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到任后，他面对边患严重的现实先后4次上书朝廷，力陈修边的必要性。他在首次上书中提出依托高山陡崖，通过铲削、垒筑等方式筑墙置堡。成化八年九月，他第4次上书详细核算军费，指出当年延绥 “搜套”（明军为应对蒙古部落侵扰，在延绥镇一带主动出兵河套搜剿的军事行动）， 相关开支已占明朝全年财政收入的 30%，而修边成本远低于此，实为长久之计。这次上疏促使明宪宗下定决心，认可修筑边墙是 “经久之策”，同意他的方案。

　　余子俊抓住机会，采用分段之法全力兴建延绥边墙。先对北至黄甫川、西至定边营的边墙进行修复和加固，完善周边基础防御节点，为后续整体工程打下基础。同年，余子俊调集 4 万明军，采用 “遇山铲削，逢谷填壑” 等因地制宜的施工方法，仅用3个月便完成了东起清水营（今陕西府谷境内）、西抵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境内），全长 1770 余里的连贯边墙。

　　修筑过程中，余子俊并非只修单一墙体，他着重打造 “边墙 + 城堡 + 墩台” 的立体防御网络，共筑 11 座城堡、15 座边墩、78 座小墩以及 819 处崖栅，每两三里设置一座敌台或崖寨，方便守军瞭望敌情、传递信号和抵御来犯之敌。边墙建成后防御效果立竿见影。成化十八年（1482），蒙古部落再次入侵延绥时，边墙成功阻断其退路，明军趁机多路出击重创敌军，此后二十多年蒙古部落不敢轻易犯边。边墙修筑后还大幅缩减了军费开支，延绥镇屯兵从 8 万人减至 5 万人，每年为国库节约开支 619 万石。

　　今天的陕西省榆林市为延绥镇所在地，坊间流传着众多与余子俊修长城有关的故事。高大完备的边墙规范了长城内外的秩序，促进长城内外经贸往来正常化，榆林逐渐成为边贸繁华之地。边墙护卫的农田便于开垦，余子俊把边墙内的土地分给驻军屯垦，每年能收获粮食 6 万多石，实现了“筑墙备边、屯守兼备”的效果。他还在延绥设立武学，以培训优秀子弟，敦促他们为国尽忠，为边谋固，对后世影响深远。

　　3忧勤为国

　　翻开明代史籍，对余子俊的评价多赞美之词。《明史》记载其“尽心边计，数世赖之”“沉毅寡言，有伟略”，为官清廉，“自奉简素，不殖货利”，任地方官和封疆大吏期间，他始终以民生为重。修边时尽量调用军卒而非强征民夫，还推行屯垦制解决军粮问题，减少对百姓的赋税摊派，“边民赖其惠，为立生祠祀之”。

　　“实”，后世评价余子俊的主要用词。“不务虚名，专务实效”“才兼文武，志在安邦”，勾勒出一个实干家的真实形象。《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介绍其谋修边墙时，常亲临一线， “身历边隘，手画营垒”，“因地形之便，顺山川之势”，必经实地勘察后才制定出修边方案 ，体现了严谨的治边思路，认为他 “筑墙屯守” 之策实为“知边事之要害” 的务实之举。

　　除了边防，余子俊在地方治理中也颇有成效。初任西安知府时遭遇荒年，他当机立断下令开仓赈贷，百姓们得到救济免为饿殍。彼时西安水质含碱性苦涩，有人建议凿渠引城西皂河之水入城，虽解用水之急，但浊流失控出现水溢难题。眼见西安城垣损坏危及百姓安居，余子俊决定在城西北方开新渠排水。时人感念余子俊的德政，将该处泄水渠命名为“余公渠”。随后，他又在泾阳凿山引水，灌溉农田千余顷，“民获其利”，余子俊因此被赞为勤政爱民的治世能臣。 

　　文/图 温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