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成都的最初印象来源于易中天的《读城记》，知道那是一座特别闲适的城市，那里的人们衷情于泡茶馆、摆龙门阵。后来先后看到作家阿年、琼瑶等人回忆童年时代“泡茶馆”的经历，特别是读到著名学者、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蒙文通“考试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楼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时 ，艳羡于成都茶馆的静谧与文雅，颇有生于斯、泡于斯的期盼。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以下简称《茶馆》）是历史学家、澳门大学教授王笛所著的两卷本历史题材作品。作者以微观历史的视角，向我们全景展现了成都茶馆从1900年到21世纪初100多年的历史镜像。从茶馆的经营、行会、组织、秩序到茶馆里人们的约会、看戏、打麻将和掏耳朵，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档案、新闻报道和时人回忆，鲜活、生动地展现了在100多年的岁月流淌中，成都茶馆的兴盛与衰落、茶客的欢喜与悲愁，以及茶馆作为公共空间所折射出的时代印迹、“福柯惩罚与规训”体系下的市民同社会管控之间的互动。

　　有成都人将自己的生活目标描述为“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喝点跟斗酒、看点歪录像”。遍布城乡的各色茶馆几乎可以满足成都人的上述全部欲望：堂皇雅致的高档茶楼可以进行商务活动；大的茶馆可以边听川剧边摆龙门阵，进行各类社交聚会；街角的小茶摊上可以听着“打围鼓”、打着小麻将，度过平淡的一天。泡茶馆讲究“坐功”，曾有茶客从早晨天还没亮就到茶馆里喝早茶，直到夜已阑珊、店主要关门打烊，屁股都不曾离开过茶馆的竹藤椅。所以在作者所记录的百年茶馆生态中，无论是本地精英还是外埠介入者，泡茶馆更多是被描述为“浑浊与懒惰”。

　　传统历史书写往往更多关注于重大事件的发生，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茶馆》则聚焦于芸芸众生相：以茶馆为生的小商小贩、剃头师傅、采耳匠、算卦先生、说书艺人，特别是戏曲演员。长久以来，茶馆为了吸引茶客，均有各种曲艺表演。除川剧外，更多的是一些民间艺人演唱的清音、道情和板凳戏，节目内容以取悦观众为主，像《十美图》《思秀才》以及流传于大江南北的《十八摸》这些俗文化均是茶馆的主角。因此在晚清和民国早期，茶馆是禁止女性入场的。

　　从《茶馆》中记录的一件档案中可以看出时人的一些想法：一名学习法律的吴姓学生在品香茶园中看戏，发现楼上厢房中有人向他吐口水，于是上楼交涉，却发现有6个女人在楼厢里看戏。于是该名学生向维持秩序的警察举报，在警察一番敷衍未作处理后，该学生又向省警察厅写信控告茶园暗自容留妇女看戏。信中称“戏曲一端，乃补助社会教育之不逮，实开导愚顽一条觉路，其意义本善，但仍应取缔”“该园主人利心熏腾，热度膨胀，不顾风化之攸关，只求生财之有道，混淆黑白，泾渭不分。蔑视警令，违法抗法似此超越法律范围外之营业，何可任其自由”，进而指出“此区区戏团，如是他区，焉得不步后尘。全城戏园如是，危害社会何可胜言”。档案中没有反映警察厅最后的处理结果，不过这名法学生似乎是有理有据、正义凛言，却忘了如果戏曲确有教化作用，为什么女性不能得到教化？如果曲目为“淫词艳曲”，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她人”却不可以看得这一基本逻辑立场。

　　1949年以前，四川有“十男九袍”之说。茶馆里除了普通民众在这里休闲娱乐、消磨光阴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成都泡茶馆的人中有大量袍哥出入，甚至有许多袍哥将自己的堂口就设在茶馆里，于是茶馆里经常就会有“摆茶阵”“吃讲茶”出现。《茶馆》中引述川籍作家李劼人作品中描述过帮派们吃讲茶的经过：谁人多势众谁就能赢，大家争执一番，调解人“两面敷衍”，一般判势弱的一方为输，而输者也不用赔礼道歉，不过得付所有茶钱。传统的司法活动中，往往重视刑事案件，而对于民事纠纷则认为属于“细故”，交地方绅老或保甲长调解处理。理想的纠纷处理方式是“耆老一唱众声和之”，在“差序等级”的社会格局之下，以“礼”“让”为核心的道德判断可以代替一部分以“权利划分”为内容的法律判断。但正如作者所引述的《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中所记载的案例那样，对于已失去身份羁绊的普通市民来说，道德说教对他们有多大的说服力？尤其是在袍哥介入纠纷后又有多少道德号召力让人们臣服于他们的裁断？

　　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除了喝茶、听戏以外，还有许多茶客在那里打麻将、掏耳朵、理发和擦皮鞋。茶馆，特别是那些街角小茶馆必须调整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边界，尽量让每一个进来的茶客感到舒服，愿意“泡”在那里。就比如“喊茶钱”，老成都人一进茶馆，就会有人喊茶钱我付了，喊的人未必就真的准备为他人付账，听的人也未必想让他人付那区区几文，为的是凸显当事双方的面子和那热乎劲。堂倌会根据当事双方的身份和所了解的关系热络程度决定收不收茶钱、收谁的茶钱。如果判断错了，看着“喊茶钱”的人在那里举着钱嚷嚷，堂倌真收了钱，付钱的茶客就会把气撒在堂倌身上。

　　当今的城市生活已完全变成公共社会，人们即便住在同一幢楼、同一个单元也不会发生太多交集。在公共社会里人们更加注意自身权益的维护，于是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面临着更多挑战。书中记录的2003年余女士诉居委会的案子，充分折射出了在公共社会个人权益与大多数人权益发生冲突后的困境。余女士所住小区将一间空房改造成活动中心，居民可以在那里喝茶、打扑克、打麻将。家住二楼且正对着活动中心的余女士对活动中心夜以继日发出的噪音不堪其扰，于是将居委会以组织居民打麻将扰民为由告上了法庭。庭审中，居委会组织居民投票决定是否关闭活动中心，结果整个小区除余女士外全部反对关闭。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的关注。本案中，余女士绕过茶馆这一争议交点，直指打麻将涉嫌赌博应当关闭；而小区居民则指责余女士小题大做、破坏成都市的形象为由，对其大加挞伐。案件本来是大多数人的决议可否侵犯个人权益的问题，颇有法学家富勒提出的《洞穴奇案》讨论的性质。但无论是市民、居委会、法院还是《实话实说》栏目，都将议题变成了纯道德争议，最终以各让一步的调解方式解决。

　　1940年代，竹皮暖瓶出现，茶馆竞相购置暖瓶让茶客自己续茶以取代掺茶师的工作。如此一来，茶馆里少了人们喊加茶的喧嚣和掺茶师来回的涌动。一位“茶馆老饕”甚至投书报社感叹“温瓶出、茶道亡”。80年后，来成都的游客慕名到人民公园鹤鸣茶社品茶，看到这里还在用古旧的竹皮暖瓶为茶客加水，反觉新奇，纷纷用手机拍照留念……

　　时光静悄悄地流淌。以茶馆为舞台，以茶盏为道具，一幕幕人间悲喜剧还在不停上演，唯有那一杯杯茶水记录下生活的苦涩与甘甜。　　　　　　　　　　　　　　柴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