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平的散文集《云下山河》，凝聚了他40年来、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心感知自然的深厚体验，堪称一部凝聚心血的“生态启示录”。获得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既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褒奖，也是对生态文学社会价值的肯定。

　　这部作品的独特魅力，集中体现在社会责任担当、文学与自然叙述、语言艺术表达三个维度上，彰显出鲜明的精神气质与艺术特色。

　　生态保护的责任担当，蕴涵历史情怀

　　李景平一直从事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常年奔走于环保一线调研，时刻为环境保护振“笔”高呼。他对山西的环保工作了如指掌，大到环保总体规划与方针政策，小到哪片树林好、哪个水库缺了水、谁是治污功臣，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站在全局高度，胸怀环保人“改天换地”的赤诚之心，以宏阔的观察视野，把生态议题从具体实践升华为普遍意义的文学叙事。

　　作为一名从事乡村水利建设、林业管护和污染防治的基层环保工作者，我对生态变迁有着最真切的体会和感悟；而多年来也致力于生态文学的创作，更让我深知：生态文学既要忠于客观现实，更要承载时代精神的重量。读《云下山河》我体会到了这种沉甸甸的分量。

　　《云下山河》由自序、后记和正文六大部分组成。以“河流”“天空”“城村”“工业”“远处”“归去”的铺排结构，合理构建了一幅完整的生态叙事画卷。既全面反映新时代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成果，更彰显了生态保护责任担当的历史使命。

　　20世纪中后期，我国面临着十几亿人口吃饭、农民脱贫致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迫切需求，粗放掠夺式的资源开发，对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导致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云下山河》就是围绕大气、水土污染的治理过程，通过一城一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典型场景描写，呈现出治理后天蓝、水清、地绿的生态景观。“河流”“远处”两个章节聚焦水环境治理。截污、清淤、植绿、护岸、生态补水，一步步推进，一点点改善，和众多的河流一样，汾河就这样“被人找回来了！”晋祠难老泉复流，晋阳湖的重生，北京莲花池从黑臭到清澈的巨变，都在作者笔下洋洋洒洒流淌而来。“天空”“工业”章节展现了大气污染防治的成效。作者在太行山脉、吕梁山上、云冈石窟、汾河边、北京城等地日夜“擦拭天空”“与云纠缠”，用不同地域的观天体验，印证了空气质量的改善。“城村”章节里，让人看到满目的葱茏和浓浓绿意。右玉人70年如一日的植树造林，铸就了国人的“右玉精神”。虎头山的生态蜕变，是一个曾经战天斗地、改变穷山恶水的全国典型，在经历市场经济洪流的曲折后，再现出一幅生态修复的生动图景。“归去”章节中，作者深切追忆了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文、马晋乾、乔羽、焦祖尧九位已故文艺界前辈，通过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事迹，展现了山西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先知先觉与积极践行。

　　作品并没有回避生态治理的艰巨性与长远性，只是批评性的表达，比早几年的作品更显柔和与巧妙：“石膏山的鸣叫”文中，通过“山野鸣响”与“城市电锯嘶鸣”的对比，道出了城市的自然与山野自然的差距，发出“城市不该没有夏蝉的和鸣啊”的呐喊，直指生态保护工作任重道远。对太原西山工业区从“共和国工业长子”到生态遗址的变迁记述，既直面过往的生态创伤，也是对绿色发展之路的深度觉醒。作品这种对“生态正义”的诉求，将环境问题与社会形态相连，揭示了生态恶化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影响，既丰富了生态书写的思想高度，也是一个环保文人的责任担当和使命坚守。

　　文学与自然的交融叙事，彰显时代精神

　　《云下山河》在文学与自然的交融中，构建起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生态哲学叙述体系。作品采用“双重叙事”模式，既以细腻笔触呈现了三晋大地云卷云舒、山高水长的自然之美，也用回顾和反思的文字记忆、揭示现实中的生态创痛，在美与殇的并置中形成强烈的审美张力与哲学反思。李景平的写作实现了多重平衡：既保持批判生态陋行的锐度，又怀揣褒扬生态成果的善意；既恪守文学艺术本质，又彰显生态责任担当，这正是作品的独特力量所在。

　　在文学叙述上，作品立足具体的环境保护实践，却没有一点刻板的报告气息，超越了简单环境描写与传统山水游记的审美限定。在李景平笔下，大地山河既是凝视抒情的审美客体，也是承载生态命运的生命共同体，既延续了中国山水散文的美学传统，又注入了深厚的当代生态意识，实现了文脉传承与时代内涵的有机融合。

　　作品的时代感，首先体现为“地域感”的精心营造。正如著名的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所强调的“地域感”的建立是生态文学的重要特质。作者不是泛泛而谈生态环境保护，而是通过对典型的、代表性地形地貌深度的采风：看汾河靓丽的身姿，听石膏山自然鸣响，记录城中村的变迁……“远处”篇章中，笔触更是跨越黄土高原、科尔沁沙地、云贵高原直至首都北京，以地理的多样性说明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在不同地域的差异中展示和呈现环境保护有效举措。作者以细腻的笔触，饱满的热情，引领着读者走进了特定的自然生态世界中。

　　其次，作品透射出深刻的“跨物种关怀”哲学。在文学叙事中，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植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都成为作者观照的主体：石膏山中虫鸣、鸟啼、水声与人喊交响成天籁；城市蝉声缺席成为生态失衡的温情隐喻；梨花的绽放寓意“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型。

　　当《人说山西好风光》《汾河水哗啦啦》的旋律在文本中回响，不仅仅是作者对大好河山的赞美和眷恋，更饱含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殷切期盼。《云下山河》既是自然景象之书，更是承载时代关切、参与生态文明重建的文学答卷。

　　诗情画意的语言表达，尽显艺术魅力 

　　高尔基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个要素”，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拥有精湛的语言艺术，《云下山河》堪称生态文学的表达典范。书中散文多采用写意或大写意笔法，将地域历史文化与生态变迁融入风景描画，通篇洋溢诗性，语言洒脱、意境深远，文意与诗韵浑然一体。

　　文中拟人手法的运用尤为出色。“在龙吟谷，我听到了夏声的鸣叫——所有的蝉声鸟声兽声风声雨声人声，都是龙吟谷的龙吟！”让大自然成为充满生命气息的主体，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之分，建立起“万物皆平等”的生态伦理。

　　比喻的运用为生态描写注入诗意美感。古县梨花“天看是雪浪，地看是云海”，揭去白色花衣后“爆发出绿森森的世界，走向金灿灿的未来”，喻示着一个生态致富的鲜活样板。“在云冈看云”里，云冈石窟曾经“疯疯癫癫的煤车”“张牙舞爪的煤粉”和“乌烟瘴气的尘埃”……这种通俗、形象的比喻，给读者创造了强烈的视觉奇观，更在美学层面中，用极度的反差深化了生态理念；而当古老的平遥古城在灯光下变为“金绿金绿的世界”时，色彩词汇的巧妙运用，传递出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传承相得益彰的深刻内涵。

　　这种诗意表达也延伸到工业语境。在“工业”章节中作者主要书写白色能源的崛起。高耸山峦的“魔幻风力树”、清洁晴蓝的“白云火电城”、横贯长空的“天琴特高压”、静谧燃烧的“蓝色的火焰”、播种太阳的“神秘光伏谷”……将冰冷的工业设施转化为富有生命美感的意象。它们不仅仅是一些现代先进的科技产品，更成为一条能源革命、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

　　对偶与排比的娴熟运用，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与感染力。描述科尔沁沙地治理时：“以树挡沙，沙被挡在绿树之外；以草固沙，沙被固在了青草之地；以水含沙，沙被含在碧水之间；以工用沙，沙被用在了工业之中；以光锁沙，沙被锁在光伏之下”，既是对治沙经验的诗意总结，也是对生态治理系统思维的文学呈现。

　　设问的巧妙运用引发读者深思，“城市不该没有夏蝉的和鸣啊？”“假如赵树理还活着……”，在问而不答中留下广阔思考空间。作品还融入了神话和民间传说，拓展了生态叙事的广度，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城村”里“柏山的梦幻”一文，一副对联给了人们“神”的警示，从疯狂砍树到自觉植树的转变，体现了“人即神，神即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多元表达手法的融合，使《云下山河》在诗情画意中既保持报告文学的实证精神，又发挥了散文的抒情特质，让生态主题焕发出独特艺术魅力。

　　《云下山河》不仅展现了中国生态治理的艰难历程与卓越成就，更以文学方式参与生态文明的价值重构。为同样致力于生态保护与生态文学创作的基层工作者提供了重要启示。

　　山河入梦，生态铸魂。李景平的文学实践告诉我们：文学的主旨意识与核心思想绝不能空洞、更不能无病呻吟。而生态文学更是要紧扣时代脉搏，强化宗旨意识，其终极使命就是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塑人类与自然的精神共鸣，从而担当起社会赋予的历史重任与时代发展的重大主题。　　　　　　史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