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马年，矫健驰来。马年看马，马的元素在大同究竟有哪些分布，能让我们透过浮光掠影的符号，触摸到那个奔腾在华夏血脉深处的雄健魂魄？探寻“马”与大同的缘分，仿佛阅读一本城市故事典籍，宛若历史尘烟中的蹄印，深深浅浅，从远古踏向未来，默默诉说着大同记忆、英雄传说、市井烟火与时代变迁。

　　边堡驰马 射雕引弓忆古今

　　大同自古就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分割线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山环采凉，水抱桑干，长城界其北，雁塞峙其南，眺朔漠，东瞻白登”，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形成许多天然关塞。历史上的参合径、勾注径、飞狐道直通内蒙、晋南、华北各地。军事上，进有依托，守有屏障，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乃首都之门户，三晋之屏藩，中原之保障。正因如此，马，作为古代军事和交通、信息传递最重要的装备和工具，在大同留下了浩如繁星的印记。鼓角争鸣已远去，大同那些片鳞半爪的“马”踪“马”迹，仍是寻古问史最保留时代温度的留痕和印证。

　　“大同士马甲天下”。因为地处内外长城之间，明代的大同是“九边重镇”中最为险要的防御前沿之一，以府城为中心的周围设有大同13个卫所。驻军将士83000余人和军马36000匹，故有“大同士马甲天下”之盛名。长城沿线的得胜堡、助马堡等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官方设立的“马市”，用茶叶、布匹交换蒙古马匹，让大同从军事堡垒升级为跨文明的贸易枢纽，数百年兴衰之间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

　　大同在明代成为“九边重镇”之首，驻军最多时超过13万，战马超2.3万匹，号称“大同士马甲天下”。长城沿线的得胜堡、助马堡等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官方设立的“马市”，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朝廷在大同镇设置官办马市三处，分别是新平堡马市、得胜堡马市、守口堡马市。到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又在大同镇开辟许多新马市，包括助马堡马市、宁虏堡马市、灭胡堡马市、云石堡马市、迎恩堡马市、杀胡堡马市等，从而使大同长城成为 “中三边”马市最多的地方。这些马市的繁华程度举世闻名，当时人们流行一句话：“金得胜，银助马”，用茶叶、布匹交换蒙古马匹，让大同从军事堡垒升级为跨文明的贸易枢纽。

　　从长城沿线延伸，以“马”为名的军事边堡和文物遗存还有很多：天镇的马家皂，因明代为军马饲牧之地而得名；平城区的马军营，据传是元朝初期曾在此地设立营盘，驻扎马队而得名；因“胡服骑射”赵武灵王而得名的灵丘县内，灵丘东南与河北涞源的交界处的马头关，灵丘东境与河北涞源交界处的驿马岭，起于灵丘，终抵河北曲阳倒马关的飞狐道……在大同走马长城，不仅可以感受边塞的雄浑与互市的繁华，还能从这些“马”字留下的信息里，探寻边塞古堡的峥嵘岁月。 

　　本报记者 任翔宇

　　古城寻马 巷陌纵横藏“密码”

　　大同古城历史悠久，现在的格局依明清为本，但中轴线从北魏至今始终未变，在中国的城市规划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里坊格局”的街巷里，有不少带“马”字的街道，折射出马对于大同人家的意义和作用。

　　马市角。马市角不是一条街，是四条。东马市角、西马市角、南马市角和北马市角，相传明嘉靖年间与鞑靼俺答开放互市，古城内的马匹交易地点就在此处，因而街名马市角，以十字口为中心，分东、西、南、北四条马市角街。马市角相邻的贵儿寺街已经消失，县角西街和欢乐街已经改换新颜，马市角片区作为保留了大同作为茶马集散重镇历史印记的街区，由此可以一窥万里茶道起于北魏，定于唐宋，延至明清的发展脉络，从而辨识大同在其中的历史作用。

　　马王庙街。马王庙街呈东西走向，因附近的马王爷庙而得名，庙址在原城区十一小院内，在街道的西口，毗邻小南街。内院大殿里供有马王爷，老话说“马王爷几只眼？”，传统文化中的马王爷是马面人身，而且马面上有三只眼睛，故而有此民谚。马王庙南原城区十一小的操场是一大空场，清代时春秋之季有骡马大市交易，十分热闹。马王庙街的东口路北，是市中医院的旧址，也是很多老大同人平时调理保健的去所。

　　马营街。马营街位于司令部街路北，北起大墙后街，南至司令部街，过去由西街第三居委会管辖。这条巷子的命名源于清代的镇台卫兵“马兵营”曾驻扎于此。马营街紧邻原火神庙街邮电局，往北是市一医院旧址，与砖雕五龙壁咫尺之隔，是一个闹中取静的所在。大同日报社旧址，工人文化宫二宫，总镇署旧址，大同府衙旧址以及代王府均在附近，是古城西北片区百年传承与文化记忆的“活化石”街道。

　　马家巷、马营村、马脊梁矿、马口矿、马家小村、白马城散落在县区的马家会村等等，与马有关的地名在大同还有很多。这些含马地名与时代背景相关联，是人口迁徙聚居、军事战略部署、地形地貌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印记或投影，深藏着大同的“文化密码”。

　　本报记者 任翔宇

　　战马嘶鸣 文脉奔流铸雄魂

　　北魏平城的战马，蹄声穿越千年风霜。大同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战马的嘶鸣与文人的笔墨交织成一幅长达千年的精神图谱。

　　大同，曾是北魏都城、明代九边重镇，胡汉交锋的最前沿，见证了无数金戈铁马的征战与文明的碰撞。唐代名将张嵩的《云中古城赋》为这座城市的文学记忆刻下了最初的印记。他目睹昔日辉煌的北魏都城沦为边塞荒城，写下了“风马哀鸣，霜鸿苦声”的句子。“三光沉而九泉闭，六马悲而三军惊”，诗句不仅描绘了战争的残酷，更赋予了战马的悲情色彩。在这座被战争反复蹂躏的城市里，战马不再仅仅是作战工具，而是与将士同呼吸共命运的伴侣。

　　大同边塞文学中马的意象，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双重属性，既是战争暴力的载体，又是文明交流的媒介。白登山（今大同马铺山）因“白登之围”而成为边塞诗词中反复出现的文化符号。

　　李白在《关山月》中，将“白登道”与“青海湾”并举，使其超越具体地名，成为漫长边塞征战史的浓缩符号。一句“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道尽了此地凝结的永恒悲情。清代朱彝尊的《云中至日》提供了更具体的场景。诗人身处风雪弥漫的白登山，听闻“城晚角声通雁塞”，将个人在冬至日的孤寂飘零之感，与白登台的严寒边塞景象融为一体，直指内心苍凉。这座山和那场战役一同沉淀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象征着冲突与融合的辩证统一。

　　时光流转至现当代，边塞文学传统并未因战马嘶鸣的时代的结束而消亡，反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焕发生机。山西作家韩石山的长篇小说《边将》便是这一传承的杰出代表。《边将》中的战马形象，延续了古代边塞文学中的悲壮色彩，同时又注入了现代人文关怀。战马不仅是英雄的坐骑，更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者，它们的命运与边疆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文学中“马”的意象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而依然鲜活，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与精神追求。《西游记》中白龙马、《三国演义》中的赤兔马……无论是古代将士对忠诚的坚守，还是现代人对自由的追寻，都可以通过“马”这一意象得到表达与升华。

　　如今的大同，硝烟散尽，胡汉早已融为一体。但边塞文学中的“文脉之马”依然在奔跑，向着民族精神交融的广阔天地奔去，成为文明交流的永恒意象。 

　　本报记者 王东蕾

　　敕勒扬鞭 马符龙壁寻往迹

　　中国传统文化中，“马”是吉祥、成功、忠诚的象征。在大同，“马”所承载的美好与祈愿，既在每一扇温馨的家门之上，也在每一段城市的历史之中。

　　一张彩纸，几经编织。一只神气活现的“小马”便诞生了，它昂着头，四蹄仿佛在方寸之间腾跃，这就是大同独有的“端午马符”。“带点符，有人扶”。这巴掌大小的纸马，不仅是驱邪避疫的“守护神”，更承载着一份深沉的祝愿。大同地处边关要塞，人们见惯了骏马驰骋的英姿，那份对矫健、勇武的向往，便寄托在这小小的马符上。给家中的小孩儿背上贴一只马符，是希望他“如马儿般身手矫健，如马儿般驰骋自如”。

　　当我们将目光从市井转向古城，那些至尊的照壁前，马的形象变得愈发雄浑而永恒。

　　大同被誉为“龙壁之城”，九龙壁、五龙壁、三龙壁、一龙壁都有遗存。在众多龙壁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代王府前的明代九龙壁。它长45.5米，高8米，规模为全国之最。人们往往为壁面上9条翻腾于云海波涛间的巨龙气势所震慑，却容易忽略巨龙之下，那片同样精彩的世界——龙壁的基座“须弥座”。在这里，麒麟、狮、鹿、骏马等形象屡见不鲜。它们或安静伫立、或奔腾驰骋，与头顶上叱咤风云的神龙形成一动一静、一神一凡的奇妙对话。兴国寺五龙壁、府文庙五龙壁、观音堂三龙壁等，束腰处也雕刻着包括马在内的灵兽，姿态灵动、栩栩如生。

　　马为何频频出现在以“龙”为主题的至尊照壁之上？或许，在古人心中，龙是统御四方的天威与皇权，而马则是辅佐龙、沟通天地的忠实伙伴，是力量、忠诚与祥瑞的化身。将马刻于龙壁之基，既是对人间美好生灵的赞美，也象征着社稷根基的稳固与丰饶。

　　纸编的马符，是鲜活的、属于每一个家庭的当下；而龙壁上的琉璃马，则是凝固的、属于整座城市的历史。这一动一静，一俗一雅，恰恰勾勒出大同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性格。它既有塞北的豪迈与质朴，将生活的愿望编织成最直白的符号；又有作为历代重镇的雍容与深厚，将历史的辉煌烧制成不朽的琉璃。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对“马”这一形象的喜爱，早已超越其作为牲畜的本身，升华为一种关于守护、力量、腾飞与传承的精神图腾。 

　　本报记者 王东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