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曾有这样一个结论：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便会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这个结论应是一条历史规律。大同的历史就符合这条规律。

　　如果按地域研究，大同是一个概念，附带还有一个雁北。雁北也是一个概念。大同与雁北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应该是重合关系。大同与雁北的重合，还附带另外两种文化重合，即丝路精神与长城意识的重合。而这些个重合最终给了大同一个智慧而高超的凝结，那就是民族融合与多元一体。细读大同大学孙瑜教授的《大同军与雁北社会》这部巨著，从中就告给了我们这些，为我们研究大同历史提供了非常好的见解与启示。这部书应该被看作是区域社会文化史典籍。

　　丝路精神与长城意识的重合，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相逢。而大同与雁北的重合是从唐代开始的。大同与雁北应是唐代在这个地域的一双孪生子。

　　纵观历史，中国北部从春秋至唐代曾经有一个称代或代北的地域。这个地域的范围，东西以恒山、黄河为界，北以匈奴为界，南以今天的蔚县、代县为界。代或代北实则指唐代河东道内以蔚州为中心或代州雁门以北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称过代国、代郡、代谷、代都、代州及代州都督府，但无论如何变更称呼，大同始终在这些称呼的辖区之内，其界限在历史变迁或改朝换代中无以变更。

　　唐代7世纪末咸通十年（869），在代北地域设大同军节度使置边防军镇，开始有了大同军和雁北边防军镇之称。“大同”一词在这个地域始见书籍。大同军与雁北边防军镇一直延续到11世纪中叶的唐、后唐及辽朝。同时，大同军亦称代北军人，所控地域有了代北与雁北同一概念的称呼了。

　　唐末，内蒙乌拉特前期西北的大同城的沙陀人，内徙时称恒安镇的大同，大同城之称也随之内移，大同城与大同军相逢，大同开始叫响。辽承唐制设西京道大同府，府治大同城，大同被一直沿用下来。

　　无论是大同军还是大同府，它守卫和管辖的是雁北范围之地。

　　人们一般认为，“雁北”是指明代所修雁门关及关隘所在的内长城以北，外长城以南的雁北区域之称。但认真追溯，雁北应与雁门郡、雁门关有关，是雁门山或雁门关北部的地区，雁门与雁门山，最早出现在《山海经》里，地望在今山西北部的阳高县北，时称高柳。高柳是汉代的一个县。那么雁门与雁门山后来为何有了南移呢？这应该同雁门郡的南移有关。在历史上，自从有了雁门郡这个名称，郡地一直在变迁：战国时在右玉县南；秦汉时治所在缮无，亦在右玉县境；后汉治所移治代县西北；三国移治广武；后魏移治代县；隋开皇初废郡为代州；宋时将代州复称雁门郡。因而雁门山之称随着雁门郡之南移而移至恒山山脉的勾注山。山西是表里山河中原腹地，从北面进入山西腹地须得经过恒山山脉的雁门山关口，这应是雁门关的来源。雁门关之称，始于唐初的大同军镇的设置。唐初，因北方突厥崛起，屡有内犯，大同军驻雁门山，于制高点铁裹门设关城，戍卒防守。对此，《唐书·地理志》曾有描述，“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立西陉关，亦曰雁门关。”与此同时也有了雁北地域或雁北社会之称。但该时的雁北地域是指恒山以西、黄河以东、代州雁门山以北、唐代单于都护府所控地区以南之区域。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即包括大同、朔州、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南部及河北张家口西部等地。自此，雁北这个地域称呼一直与大同相伴而沿用下来。明朝由大同都卫改设大同镇，雁北被锁定在22座城之范围。清朝又由这22座城改设15县、后因清王朝选陵河北易县，因涉及地理风水，将涞源县和蔚县划归河北，也就有了雁北13县的称谓，而这个地域概念同样一直被锁定下来。

　　大同与雁北既然有了相应的地理概念，那么这对孪生子所包含的文化概念也是多方面而深层次的；但防御对抗的长城意识与融合共赢的丝路精神是主要的文化形态。

　　大同因特殊的地理环境修筑了长城。所谓大同地理环境特殊，就是因为处在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界线上，处在北纬40度的400毫米的降雨量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