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杰

　　于是他从统一中央集权和加速均田制着眼，提出建立三长制。可他的意见遭到以秘书令高佑为代表的一些大臣反对。这些人都是汉人中的高门旺族官员，他们身在朝中，却与坞壁主豪强大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本身就是豪强大户，控制着坞壁。他们出于本能，便维护坞壁主豪强大户的利益；均田时他们就不满，因此便以各种理由反对。总的意思是说，三长制听来很好，实行起来却很难，国内的坞壁千千万万，这要增加多少官员来代替，国家又要付出多少开资。

　　李冲却据理力争，他说：“建立三长制，既便于清理户籍，又有利于征收租赋，更有利于均田的全面推行和中央对百姓的管理。全国113个州，12个边镇，527个郡，1465个县，其中坞壁村寨无以数计，国家官员不过数千。这均田的工作刚刚开始，若是全靠少数官员来搞，何年何月才能完成？建立三长制，就是国家的工作机构，各地派官员指导，均田就可由他们来搞。这样均田既可全面推广，也可加快进行，岂不是好事！”人们听后还是争论不休，有的还主张恢复什伍制。李冲说：“如今的坞壁人口众多，什伍制管户太少，不利于工作。”

　　以东阳王拓跋丕为首的一些大臣，积极支持李冲的建议，因此形成了支持派和反对派。两派展开激烈的争论，各强调各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年轻的孝文帝听后说：“建立三长制，如身之使手，如干之总条，这有何不好？”冯太后很有主见，她最后说：“立三长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包荫户出，侥倖之人可止。既利于澄清户籍，又利于征收租赋，更利于均田快速推行，可谓一举多得，雪中送炭，何需争论不休？”她力排众议拍板，贯彻落实李冲的建议，全面推行三长制。

　　可这三长由谁来担任，又是一个新的问题。有的说朝中派一些官员下去担任，有的说招聘一些人做三长。可招聘的官员都没工作经验，朝中又没有那么多官员？这都不符合实际。最后还是李冲拿出了方案，他主张选坞壁豪富者担任三长，令他们行使基层管理权。这些人一是土生土长，对当地熟悉；二是他们曾掌握大量土地和奴隶佃户，有一定管理经验；三是他们在地方有一定的威望，便于工作。他们的土地虽被均分，利益受到伤害。但凡任三长者，可使他们享有免役待遇。即邻长免一人，里长免二人，党长免三人。虽不拿俸禄，他们却成了国家的地方官员，得到了信任。政绩突出者还可提升，有望入朝为官。这样一来，他们的积极性也就被调动起来。李冲的这一方案考虑得十分周全细致，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同，三长制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起来。

　　从此，北魏王朝不但消除了独霸一方的坞壁之患，也有了自己的基层组织。千千万万基层人口便在中央的掌控中，既利于诏令畅通，也保证了各项工作在地方的完成，使中央集权统一落到了实处。均田工作由这三长承担起来，他们在上级官员的指导下，清理户籍，丈量土地，均分田地，在全国各州各郡县普遍开展，进度大大地加快。这三长制的建立，正如孝文帝讲得那样，“如身之使手，如干之总条。”成为改革的助推器，为促进社会协调和谐增添了巨大的活力。

　　通常人们都把“班禄、均田、建立三长”，作为太和改制的重要内容放在一起，《魏书》也把三者一起论述，似乎这三长制是均田制的派生物。笔者却认为，三长制跟均田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但其毕竟是国家机构中的一环，是关系到中央集权的重要内容，因此把它单列于此进行论述。对于三长制建立的时间，论者也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三长制建立于均田制实施之前，另一种认为是三长制建立于均田制实施之后，两种观点一直在争论不休。其实导至争论的原因，是史书记载的时间就不一。《魏书》《高祖纪》称，均田为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十月，次年二月立三长，也就说均田在前，建三长在后；《南齐书》说是太和九后立三长，其后均田，说的却是建立三长在前，均田在后。由此便引发分歧，熟是熟非争议不休。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认为消除坞壁之患是均田的动因，均田在前，建立三长在后。但不管是均田在前也好，还是建三长在前也好，都无损于三长制的价值。北魏自实行三长制之后，均田在全国范围推进，荫附于豪强大户内的民户被查出，国家的编民不断增加，百姓的税赋负担减轻，国家征收的税赋成倍地增长。到太和中期，国家控制的编户达到500余万户，比西晋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这三长制不只统一了中央集权，还与均田制一起，创造了北魏王朝的辉煌时期。

　　鲜卑人建立北魏后，对法律进行改革，也可称是一奇。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体现统治阶级意志，规范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我国的法律起于殷商，经历了“神权法”、“礼制法”、“法制法”和“儒家法”几个阶段。“神权法”意味着体现神的意志，违法者受惩处，体现神的意志，是“天罚”。“礼制法”产生于西周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级严森的礼制社会，要求奴隶和平民尊重服从贵族，不得犯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先是有了子产将刑法铸在铜鼎上和邓析刻在竹片上的刑法，故称《铸刑》和《竹刑》。这两种刑法冲破礼的约束，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有了“法治”的萌芽。其后有孔子的仁，孟子的善，和荀子的法礼兼顾学说。三者强调礼治、德治、仁治、教化，同称为“儒家法”。同时还融入墨家和道家的思想，把人从神权思想下解放出来，回归大自然。这一漫长的过程，可视为从肉刑过渡为教化和徒刑的过程，成为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下的法律。

　　鲜卑人建国前为氏族社会，部落首领由民主选举产生，由于没有文字，法律一代代依习惯相传，因此称做“习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