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也是一部十分有名的笔记，值得一读。闲阅此书时，偶获一则有关栗公毓美的文字，其《初笔》有《河神诞妄无稽》一条，主要内容恰关栗公，其文钞录如下。

　　国家怀柔百神，河神载在祀典。每遇防河济运显灵，经历任河、漕两督奏于常例外，颁赐藏香，复请锡封赐匾有差。夫御灾捍患，功德在民，固褒赏所必及也。惟近年河工久停，而漕船北行，沿河挽运、督运诸员，神奇其说，几乎以请封、请匾为常，似非政体。考黄大王事迹，见《池北偶谈》，其人国初尚在。至朱大王即河督朱之锡，栗大王即河督栗毓美。夫会典无异姓封王之例，称谓亦恐不经。况诸臣所据为显应者，尤诞妄无稽乎？（按：河神助顺，必先有水族现形，河、漕各督即迎之致祭。其朱色者，众以谓之锡；栗色者，众以谓毓美也。）安得一深明典礼之儒臣，俾任秩宗，厘正其失。（《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一）

　　好在篇幅较小，故可以白话译述其大意：国家对各种神祇采用的是“怀柔”的态度和手段，有关河神事迹都记载在“祀典”中。每当遇到防河济运的神祇出现显灵时，由河督、漕督等负责官员按常例向皇上启奏，皇家颁赐藏香，还要请求赐予不同的封号、不同的匾额。说起来，御灾捍患这些事，功德在民，本来应该予以褒赏。但是，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治理黄河的工程，运河上漕船由南向北行驶，沿河有关挽运、督运众多的官员，都把河神的事情说得玄之又玄、神乎其神，几乎把为河神请封、请匾的事作为常例，这些做法似乎有违“政体”——非为政之所必需。我稽考了一下所谓“黄大王”的事迹，记载在王士禛的《池北偶谈》中，“黄大王”本人建国之初尚且在世。以后又有“朱大王”，也就是河督朱之锡；“栗大王”，也就是河督栗毓美。按着大清《会典》的规定，并没有异姓封王之例，而且这种称谓恐怕有些不伦不类。再说了，各位大臣所根据的那些“显应”，更是经不起追究、十分荒诞不经的呢！（按：一般来说，如果河神出现来帮助世人，一定会先有水族现形，于是河督、漕督等官僚便迎迓祭礼。出现了朱红色的河神，民众就叫它“之锡”；栗色的河神，大家就以为是栗毓美了。）如何才能出现一位深明礼制的儒臣，让他来担任负责祭祀这一工作的“秩宗”，以便改正这方面的疏失。

　　不难看出，作者陈康祺一方面觉得当时许多官员为所谓“河神”请封、请匾的做法十分荒唐，尤其是认为异姓封王的做法更是有悖大清《会典》。但作者也并不是无神论者，并没有彻底否定这种举动，相反，他还很内行地介绍朱、栗两位河神“显灵”时的详细情形，最后表达的愿望是希望皇家起用一种深通礼制的儒臣，做这方面工作做得更为规范，以求合“礼”。

　　本书作者陈康祺，鄞县（今属浙江）人，字钧堂。生于爆发鸦片战争的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卒于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同治十年进士，累官刑部员外郎。后任江苏昭文知县。辞官后择居苏州，建有别墅“洀园”，藏书颇丰。师法名儒钱大昕、俞正燮。博学多识，尤谙熟有清一代的掌故。著有《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四笔，共六十三卷。上述文字即录自其《初笔》。又，作者之生年，恰为栗公之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