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府

　　日前，在《高僧力宏法师与云冈石窟之因缘》一文中，笔者大略介绍了力宏法师为《山西大同武州山石窟寺记》小册子作序之事。然而，正如禅门所言：说食不饱。许多想了解序文详细内容的读者一定大有“不饱”之感。故而，笔者愿意进一步将法师之序文加以现代标点，并略作疏解。

　　这篇题目为“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序”的序文开篇即大处着眼，从世道人心说起：“人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者，以其能转移乎天地万物。世为仁圣贤哲之世，则天地位，万物育；世为奸憸谗慝之世，则天地闭，万物否。此自然之理也。夫天地万物之隆替由于人，而人之邪正则本乎心，今天下之颠倒祸乱，可谓亟矣，三纲沦，九法斁，人惟权利是骛，而不知礼义为何物，较洪水猛兽之变乱为尤烈也。有心世道之人，莫不思所以挽救而匡正之，然多注重于法律制度，思欲以制裁配置之法，使仅足供范围措置之用，而不可以洗心涤虑，使人皆返于太始、太素之本来面目乎？”其实是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何匡世风、救人心。作者还直言不讳地指出：法律属于“形而下者”，不可以“洗心涤虑”，使人返本——回到内典所谓之“本来面目”。

　　以下笔锋一转，捧出大医王——释迦牟尼佛。“大雄氏为三界大师、四生慈父，三千大千世界之众生尊之为调御丈夫、天人师者，非以其解脱世网、独标真谛，令天下世人皆知禄位名富为须臾间事，而鄙夷厌弃之观念，反而求诸妙觉圆明之实际理地，而后天下之秩序不期定而自定矣。”指出：尊佛之教诲，则可生厌弃功名利禄之心，达于“妙觉圆明之实际理地”，这样天下的秩序自然“不期定而自定”。

　　再下，切近主题，说到云冈石窟——当时多称武州山石窟寺。“然而，大雄氏往矣，后世极信仰尊崇之致，为之开山斩石、凿窟镂形，巍然高位于悬崖绝壁之上。凡涉身来前者，瞻仰徘徊，无不悠然生敬报之心。如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其尤至伟而至奇者也。顾以全球之上，独洛阳伊阙与大同之武州剙此神功钜制，颉颃并峙。乃伊阙之石窟久著于全国，武州之石佛几乎闇焉不彰。”指出当时的一种奇怪现象：世人对云冈石窟几乎是无人知晓。然后再切近主题，谈到这本小册子。“直至民国肇建，有议员新会陈援庵、日本博士伊东忠太两氏，先后考据其历史，研究其建筑，著为论述图说，宣而扬之；又得官于晋者赵、张、许、曹、吴、冯诸人纪游唱和，而后其名始表现于世。造物于此，岂漫然呈露，而无奥义玄理寓于其间耶？”这段话几乎概括了全书的主要内容：议员陈援庵、日本博士伊东忠太两氏的学术文章，山西官员赵、张、许、曹、吴、冯诸人的纪游唱和之作，即《云冈唱和集》。然而在结尾处，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云冈石窟的出现真的是偶然事件？造物主在这件事上是不是寄托了什么深邃的意思了呢？

　　再下，先说世界的规律，之后揭橥出云冈石窟“出世”之奥义：“盖有形有象之天地人物，皆难逃乎成住坏空之劫数。吾儒之书足以阐明此理者，莫如邵子之《皇极经世》。其言元会运世也，则本于《易》之太极递生加倍而遂显暴乎天地盛衰否泰之理。当夫世之将乱也，宇宙之内必先未其乱之之兆；当夫世之将兴也，必先未其兴之之兆。今夫世界人类之心理日趋于平等博爱，而急思铲锄乎阶级压抑之旧制，而不使稍存其根蒂，而抑思天下之最平等博爱者，舍佛其奚归耶？夫天地间之著见于外者，皆表也，夫就表以求表之理，而思以治理其表，吾未见有能奏其效者也。盖表不始于表而始于里，必里之诚于中者厚，而表之形于外者长也。《易》曰：‘和顺积中，英华发外’，非此义乎？佛氏多言出世之法，而人间则属住世之事，似乎两无瓜葛也，而亦知积人成世，世为人所铸造，而使之为治为乱者也。使人皆宏出世之愿，而不贪不染、不住不着，随缘化度，彼竞争剥夺之事，自何而来乎？呜呼，此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出现于民国世代之玄旨乎？”法师按照《周易》和《皇极经世》的原理，指出云冈石窟的“出世”，是世之将兴之兆。有必要说明的是，“和顺积中，英华发外”之语出诸《礼记·乐记》，而非《周易》。法师行文时必仅凭记忆而作，故为白璧之玷。以下又进一步深究这一奥义：“今日之中华，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而建一共和国，而一千四百余年以前所剙之武州山石窟寺适于此时而驰闻于全球，其微奥之玄机，不可深长思耶？夫天地之秘蕴，必遇至人而始发，如河为伏羲出图，洛为神禹出书是也。而至人之神悟亦必假天地之奇缘而始启，如释迦睹明星而成道，孔子因获麟而兴歌是也。今武州山石窟寺之出现非即转移世道人心，化竞争为和平之奇缘乎？”此截乃序文最高明、最精彩之处。将云冈石窟的“出世”，看作世道人心将要转移变化，世界将由竞争走向和平的征兆和先机。

　　再下面先是提议在这个难得时代，我们不可以常人自居，“值此而淡漠视之者，未免以常人自居也。值此而思所以光大而发挥之者，其亦望至人而心仪也。”法师的好友张汉杰等人对云冈石窟的维修扩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人等躬逢其际，弗敢自为菲薄，因思本固有之神迹，补苴而缘饰之，殿庑斋厨更新建置，园沼台榭分部安排，既足为习静之丛林，更可供骋怀之胜地。近依乎京绥铁轨之中枢，远接乎蒙藏谒台之孔道。都会华夷之人，接谈可聚一室；证道探奇之士，晤对可期崇朝。从此，五洲万国之伦类，顿免隔阂之伤；宗教学术之歧殊，亦有融洽之会。”最后点出了修葺云冈石窟的巨大意义：五洲万国的交通，宗教学术的融洽。

　　最后，法师告诉人们，此书后面还附有张汉杰、李官亭诸君增修、扩建云冈石窟的图纸，“合为一编，以供同志之披览。倘亦乐所赞许，示之教而予之助也。不揣管见，妄及世出世法之相为表里、佛与众生之是一非二，发为枝言，著之编首，藉其挽既倒之狂澜，觉本具之良心，是则区区之隐愿也夫。”最终在文末点题：自己在序文中所发的这些言论，是希望“挽既倒之狂澜”，让世人“觉本具之良心”，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文末的落款是“中华民国十一年孟冬之初吉终南山竹林寺释力宏序于大同镇守使署之西园”。短短几十个字，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很多：一，时间在民国十一年，即公元1922年。二，其时法师驻锡陕西终南山竹林寺。三，作此文时，法师寓居时任大同镇守使张汉杰的“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