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24日，“云冈学”建设座谈会在省城太原召开。会议采用视频会议与现场座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省内专家在太原参会，省外专家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会上，山西省文物局负责人、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书吉、山西大学文博学院教授赵瑞民、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畅谈“云冈学”建设。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继忠，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淞，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吕舟，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培红，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段天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蔡大伟等省外专家通过视频为“云冈学”建设建言献策。

　　7月6日，云冈石窟研究院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备忘录，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撰文，阐述关于“云冈学”的思考。

　　本期《大同日报·走进云冈》摘发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吕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云冈学”从实践操作角度来讲，首先要设置一个“云冈学”的中心机构，确定出研究对象，整理出研究资源。“云冈学”的涵盖范围应该包括石窟艺术、佛教传播历史、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史、文化学研究、考古学、北魏时期的城市及寺院建筑的研究等。“云冈学”的核心一定是云冈石窟，还要将大同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存，特别是将北魏平城也作为重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从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还存在许多缺环，尤其从建筑史的研究角度来讲，这一时期是城市发展、建筑成熟的关键时期，但是恰恰这方面研究比较少，材料比较缺，希望“云冈学”在这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填补空白。

　　从“敦煌学”和“故宫学”的建立发展的经验来看，“云冈学”要以云冈石窟研究院为核心来构建，因为只有云冈石窟研究院才是真正会全力从事云冈石窟研究的单位，所以要解决云冈石窟研究院行政级别的问题。敦煌研究院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全力地推动“敦煌学”的发展，与其行政级别是密不可分的。提高行政级别对于“云冈学”的发展有很大作用。

　　另外，一份很好的专业期刊可以吸引专业研究成果的发表，集中云冈相关的研究成果。以“故宫学”为例，一份《故宫博物院院刊》，定位为专业期刊，其品质已经相当高了。另外一份《紫禁城》，定位为科普刊物，对于社会了解“故宫学”及相关内容，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掌握的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当前学科建设的初始阶段，首先要整理汇集以往的学术成果，然后通过各种平台来宣传这些成果。还有，要推动“云冈学”的发展，云冈石窟研究院应该与山西大学建立学术共同体，在省里支持下招收一些“云冈学”的研究生，针对“云冈学”建设要求开展课题研究，在短期内获得一批有针对性的成果。此外，云冈石窟研究院应该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对重大项目进行攻关研究，有助于在“云冈学”建立初期形成一些有分量的成果。云冈石窟研究院还应该争取成为国家文物局研究基地、石质文物研究保护基地等。

　　张先堂（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关于“云冈学”学科建设的建议：第一，现在讨论“云冈学”学科建设有什么意义？讨论一门学问的学科建设，是这门学问得到较大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我认为现在讨论“云冈学”学科建设正当其时。一门学问的建立起码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研究客体即研究对象具有足够的研究价值，这一点云冈石窟完全具备，不用多说。总的说来，研究云冈石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二是研究主体即研究队伍有相当的规模，这一点云冈石窟的研究已基本具备。云冈石窟研究院是专业的研究机构，已经有60余年历史，有一支具备一定规模和水平的专业人才队伍。在山西以及国内其他许多省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也有一批学者致力于云冈石窟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许多年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以云冈石窟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三是研究成果达到相当规模和水平，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的学者和研究成果。这一点云冈研究也已基本具备。云冈石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初。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发表了大量云冈石窟研究的成果。第二，如何确定“云冈学”的学科体系？要科学界定“云冈学”的学科定位，包括“云冈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学科范围、重点研究领域等。（一）关于“云冈学”的性质，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来确定：地名学；与“敦煌学”、“大足学”一样，不是一个有系统、成体系的单一学科；由诸多学科组成的学科群。（二）关于“云冈学”的研究对象：我认为可以界定为三方面的内容：1.以云冈石窟研究为中心；2.兼及大同、山西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与云冈石窟相关的文化遗存与历史文化研究；3.“云冈学”学术史和“云冈学”理论研究。（三）关于“云冈学”学科群我认为应该主要包括：1.核心学科，即直接研究云冈石窟本体的相关学科：考古学、美术史、图像学。2.背景学科，即研究云冈石窟与相关背景关系的学科：如历史文献学、佛教史、民族史等。3.相关学科，如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关系研究，研究云冈石窟与丝绸之路上其他文化遗存、历史文化的关系；与其他石窟比较研究，研究云冈石窟与国内、国外其他佛教石窟的异同、渊源流变关系等。第三，如何大力推进“云冈学”学科发展？“云冈学”的发展，应该借鉴“敦煌学”、“大足学”发展的经验，我提几条建议：1.要进一步深化云冈石窟的考古研究。现在出版的《云冈石窟全集》还是偏重于图录的丛书。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编撰、出版全面系统的云冈石窟内容总录，编撰、出版包括所有石窟全面系统的文字记录、测绘图和图片等基础信息的考古报告，为国内外学者开展云冈石窟研究提供全面系统的基础资料。2.编写出版《“云冈学”概论（导论）》，在总结以往“云冈学”研究历程、成果的基础上，梳理明确“云冈学”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材料、研究方法、学科领域、研究成果、研究史等，确立“云冈学”在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学科地位。

　　3.编辑发行“云冈学”专业期刊，作为发表相关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平台。

　　4.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云冈学”国际学术会议，使国内外学者互相沟通学术信息、交流研究成果，借鉴研究方法，结识学界朋友。

　　5.在山西省有关高校如山西大学、大同大学建立“云冈学”学院和相关研究系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重点培养考古学、美术史、图像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史学科和相关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并逐渐推动在国内外高校制度化地培养云冈石窟研究相关学科、方向的研究生，为“云冈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支撑。

　　6.“云冈学”研究应该像“敦煌学”研究一样走出国门。在学术上应该加强云冈石窟与古代犍陀罗艺术，与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与中亚、南亚佛教历史文化的关系研究；在文化上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学术界、文化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合作举办有关艺术展览、举办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使“云冈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做出贡献。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云冈学”要作为一门学科，其建设仅仅依靠石窟是不行的，不能就云冈谈云冈，云冈石窟是主体，但更要建立“云冈学”的学理，这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要确立“云冈学”的研究对象。比如“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有石窟、写本、简牍等，目前仍有未进行考古发掘的墓葬等内容。与云冈有关的所有内容都应该被囊括为“云冈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云冈石窟，云冈地区的历史、地理、水系、遗产保护、石窟寺考古、大同地区考古，云冈的相关历史文献和碑志材料等。要界定“云冈学”的研究范围，是云冈石窟本身，还是云冈镇或大同地区，亦或是更广的塞北地区，这需要历史、地理、地方史志学者共同研讨，可分为核心部分、边缘部分、相关联部分。“云冈学”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学科，要带动周边，要把云冈石窟和其他石窟关联起来，做对比研究等。

　　其次，在确立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对云冈学术研究史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梳理。文献资料一定要整理出来，要建立云冈的史料丛刊、图录，还有“云冈学”杂志。从各个视角进行学术研究史的梳理，是为了奠定“云冈学”研究基础。再次，要有研究的理论方法，从方法论上要重视起来。从中西交流、丝绸之路、游牧与农耕、民族学等多方面切入来看云冈石窟的建设以及平城的城市建设、人口的迁徙等，把“云冈学”做大。现在跨学科合作发展成新学科的现象在高校中比较多，“云冈学”要吸收和借鉴敦煌学、龙门学的优点，并发现和总结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把“云冈学”的学理建立起来。

　　段天璟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

　　一、研究对象的认识：汇通文化交流、见证民族融合从云冈的地域来讲，时间上要从史前考古以及东北考古做起，空间上从外延到云冈，研究对象以云冈及大同地区为主。我认为从根源上讲云冈与大同地区至迟从距今8000至10000年，体现了汇通文化交流、见证民族融合的传统。从史前考古来讲，苏秉琦先生讲的“Y”字形通道理论，意思是从山西省从南到北，再到北边的辽西，有一条Y字形通道，这条通道从史前时期开始沟通了，南北文化交流，成为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的主干系。从考古发现来看，从距今8000至10000年，内蒙古、张家口等地发现了非常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在大同盆地附近也应该有相关的发现。在距今5000至4000年，从恒山北部的大同地区、恒山南部地区已经与东北辽西地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我们再联想到公元3世纪—5世纪，兴起于大兴安岭的鲜卑族创造了精美绝伦的云冈石窟，都与东北地区及周边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密切联系。我们就可看到东西文化融合、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个特点。二、学科体系的定位：表征时代发展、面向学科交叉“云冈学”与“敦煌学”都经历过殖民地时期的研究阶段，现在是后殖民时代。我们“云冈学”应该面向学科交叉，表征时代发展。探究方法上，结合历史学（东北史、亚洲史）、考古学（以三北地区为代表的边疆考古、魏晋宋辽金元考古）、艺术史、宗教学、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等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引入到“云冈学”的方法上来。可以真正做到学科方面的互动。三、培养方案的建议：尊重教育规律、贴近人才需求从实际出发，自硕士研究生入手，逐步建立培养体系。建议依托高校专门史或专门考古（专门考古、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管理）以及艺术史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引育并重”建设人才梯队、培养师资力量、壮大科研队伍。

　　四、研究课题的规划：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设置课题展开研究

　　以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为契机，研究以云冈乃至大同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文明的背景和人地关系等一系列的背景资料，以文物保护为己任，以研究中华文化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为重要目标。

　　李淞（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一个学科做得好，要有基础，有研究对象。“云冈学”的研究是有基础。一是要放大它的优势，挖掘其特色。除艺术审美外，在雕塑史方面，要将云冈石窟作为中国雕塑史甚至是世界雕塑史上的亮点，做更多的工作。二是要建立数字技术研究所，与网站一体化建设。云冈石窟的雕刻是立体的，每个角度都是不同的风貌，要利用数字技术记录和还原石窟，对云冈进行现状展示和历史展示。不仅记录当前的状况，也要利用数字技术对不同时期石窟的风貌进行追溯，比如昙曜五窟在建造之初、建造过程、建造完成后是什么样子；第3窟为什么停工，在初唐时如何继续营建等。数字化的成果要通过网站展示，使全世界都能通过互联网感受云冈，获得对云冈不同角度的认识。这项工作需要数字技术专家、艺术史专家、雕刻家等共同完成。三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开展海外流失文物调查。这方面云冈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不仅要找到流失文物在洞窟原来的位置，还要利用数字化复原其完整的面貌，可以与美国芝加哥等海外力量合作。四是要办“云冈学”杂志。荣新江老师也提到了，办杂志是非常有必要的。敦煌有《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两个杂志，来推动敦煌学的研究。云冈的期刊也要继续推动，网站要建立数字图书馆，发布研究成果，方便大众检索。五是要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推动深度研究，扩大云冈的影响力。

　　蔡大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云冈学”建设的核心，一是保护，二是研究，三是利用。保护是基础，首先要考虑文物保护专业的设置，尤其是石质文物的保护。其次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就是关于云冈石窟有关历史以及在整个时期范围的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二是有关于石窟艺术方面的研究，比如说在云冈石窟中所出现的犍陀罗艺术和丝绸之路中密切相关的，可以从艺术方面进行研究；三是考古学研究，考古学研究是多视角和多方面的，主要是云冈石窟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对云冈石窟的研究要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尤其是中外交流、“一带一路”以及民族融合等。北魏时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完全可以用考古学的方法解读，可以通过科学考古来揭示鲜卑人群的起源、交流、融合的历史。我建议，“云冈学”在考古方面，可以将鲜卑族起源历史研究的课题列入其中，包括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鲜卑墓葬的研究等。在文物利用方面，一要加大宣传力度，二是建设云冈石窟数字化博物馆，这是宣传“云冈学”的一个重要手段。最后希望将“云冈学”纳入“一带一路”建设，与其结合在一起。

　　杭侃（山西大学副校长、教授）：

　　“云冈学”研究核心内容是云冈石窟本体，要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扩展。现在中国的大型石窟能拿得出来的考古报告也只有日本人的十六卷本。近些年，云冈石窟研究院所做的《云冈石窟全集》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日本学者的不足，但是严格意义上讲，这还不算是考古报告。基础报告相当于看病的病历，所有的研究要以此为基础。考古报告做出来才能加深云冈研究，云冈的研究目前主要还集中在石窟本体，宿先生所说的云冈的影响之广，我们现在也没有充分做出来。宿白先生给予云冈研究很高的学术期待，云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云冈研究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有待我们去开展，有很多领域需要我们多学科合作加以深入。“云冈学”研究扩展内容应该是平城时代和平城时代以前，包括怎么样形成统一的局面。这涉及很多方面，比如里坊制度，比如形成石窟的这批开凿者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就要与城址、墓葬等资料结合。二十四史大家都翻来翻去，中国史要深入，就要依靠地方史的研究，所以“云冈学”在学术上要有引领意识。此外，“云冈学”的建设要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加强研究力量、学生的培养。除正规学校培养人才外，还要组织课程对全国石窟寺人员进行一个专业培训，希望可以延续宿白先生曾经在云冈组织的全国佛教考古人员培训班，这是一个很好的扩大影响的方式。

　　冯培红（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云冈学”应该考虑自己的定位，建立一流学科，考虑学科体系，“云冈学”应该放在考古学名下，同时综合历史、艺术、宗教、文物保护等多学科内容来做。从最近20多年来看，高校都比较重视学科建设，如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都是重视学科建设，只有有了学科建设才能有基地、平台、学位点等。从具体机构来讲，山西省应该建立研究机构，至少建立一个“云冈学”学院，在高校设立多个研究所。学科的发展要有依托，云冈石窟研究院要与大学合作，因为云冈石窟研究院不能独立招生，就像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合作一样，云冈石窟研究院要与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大同大学进行联合共建，招收硕士、博士生。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可以在云冈石窟研究院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关于本科生的培养，大同大学可以招收人文精英班，利用本校的老师开展“云冈学”相关的课程，以网课的形式利用外校的学者传授“云冈学”。其次，云冈石窟研究院要申请国家文物局的基地、省部共建的高校基地。教学和图书馆也很重要，当前应该编写《“云冈学”概论》《云冈石窟概论》，至少办两类“云冈学”的刊物，刊物不用很厚，但是要多，数字图书馆也很重要。“云冈学”建设要开启云冈模式，比如在云冈石窟研究院设立云冈高等研究院，在大同大学、山西大学设立分院，定期邀请国内外学者到云冈做研究、交流，扩充“云冈学”基础队伍。除了引进学者来到山西省内，我们也可以走出去学习，如联合其他石窟研究院成立中国石窟联盟，进行人才交流，提升自身研究水平。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扩展“云冈学”研究内容，如云冈石窟与亚洲佛教世界、云冈石窟与丝绸之路石窟、平城与草原世界、鲜卑与中华世界等内容，期待“云冈学”与“敦煌学”能够比翼齐飞。

　　李书吉（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对于“云冈学”，我谈三点认识。一是要解决组织问题。二是要解决经费问题。三是通过丝绸之路，云冈石窟受到了犍陀罗、秣菟罗的影响，也受到了希腊文化等的间接影响。中国的佛教文化也影响到了日本等国家，这种影响并不是从唐代才开始的，而是从北魏便已经开始了，北魏的佛教与唐代的佛教之间是有所联系的。

　　赵瑞民（山西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云冈学”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也是美术史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也与佛教有关。从专家队伍来看，美术史方面和佛教史方面需要加强，从这两方面开展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云冈主题就是佛教造像，应该有佛教史方面的专家参与。上世纪80年代，五台山成立了佛教史研究，整合五台山佛教研究力量，联合起来做云冈的佛教研究。组织多方面的专家深入讨论，制订研究规划、课题，联系研究队伍。如此，出一批成果后，“云冈学”的规模就基本成形。

　　张庆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云冈学”的学科建设，首先要考虑它的研究对象，对象分核心内容和扩展内容两种，前者应该是以云冈石窟佛教、历史、艺术、文化遗产、古建园林、保护传承、地理环境为主要研究方向。考虑到云冈石窟只是个佛教石窟寺院，云冈石窟的产生和发展，它的动力不是云冈石窟的寺院本身，而是位于东部的平城。实际上，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室集全国之力兴建的，它是北魏平城政治文化和信仰的产物，因此扩展的“云冈学”内容，理当包括北魏平城的历史文化和北魏时期的所有遗存。它应该涵盖如下领域：一是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佛教石窟寺院及其宗教艺术；二是平城遗址及其北魏墓葬；三是北朝历史和物质文化研究；四是民族汇聚与北魏族群大数据。云冈石窟是北魏时期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民族融合、中西交流的结晶。因此，“云冈学”一定要继承北魏的优秀传统，具备开创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多学科、跨领域的特点。现在，“云冈学”的学科建设，需从最主要的内涵抓起，首先应当设定几个科研方向，争取几年内能出成果。同时在科研过程中带出一批年轻学者，至于中、长期成果，应该放眼于全省乃至全国。

　　黄继忠（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一、要理清“云冈学”的概念“云冈学”研究对象可以为云冈石窟和云冈史迹，研究的目标就是揭示云冈石窟的内涵、保护云冈石窟这一珍贵的遗产。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国标《学科分类与代码》中规定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应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的方法；二是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三是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的活动；四是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目前第一条和第三条我们还都不太完善。

　　所以，目前应做的就是确定“云冈学”概念，明确内涵，理清边界，加大探索“云冈学的理论体系和专门的研究方法，加快建立“云冈学”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

　　二、关于“云冈学”的分类

　　敦煌学是以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为研究对象的，所以敦煌学在分类时成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下面的一个三级学科。

　　显然，“云冈学”不能放在这里，我认为可放在学科分类编号780的考古学下面的“780.99考古学其他学科”较为合适。这样，既能涵盖云冈石窟本身，又能涵盖了云冈史迹,同时还可涵盖石窟保护等众多的分支。

　　三、要制定规划，扎实推进“云冈学”构建

　　一门学科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既需要长期的积累，又需要系统地构建起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为此，建议组成专门班子，尽快制定云冈学发展中长期规划，有计划、有步骤、稳步地全面推进“云冈学”的构建和“云冈学”的研究。

　　同时，建议成立高层次的“云冈学”专家顾问委员会，要由全球一流的“云冈学”研究专家组成，以促进“云冈学”的快速发展。建议云冈石窟的保护与研究一定要加大国际合作力度，事实上，敦煌的保护与研究、陕西文物保护与研究之所以快速发展，都得益于国际合作与交流。

　　与此同时，通过搭建开放的学术研究平台，吸引国内外人才；通过加强合作，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如设立博士后工作站、联合培养硕士、博士等。我在这里表个态，上海大学愿意全力支持包括人才培养在内的“云冈学”建设工作。

　　此外，还要多方筹措资金，加大“云冈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如积极争取国家、省级科研平台，获取更多的政策、资金支持；设立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划拨专款每年公开向全球征集“云冈学”研究重大课题与项目。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山西省社科基金等专设“云冈学”研究基金，鼓励全社会共同申报课题、联合攻关，参与到“云冈学”建设之中。

　　四、要创新“云冈学”多学科交叉培养模式，加大优秀人才培养力度，持续稳定扩大云冈学研究队伍“云冈学”应该既是一门交叉学科，又是一门专门学科。所以未来培养的学生应该既具有雄厚的相关专业的基础（比如从云冈石窟保护方面讲，学生需要化学、材料、物理、环境、水文地质、岩石学等学科背景），同时又需要必要的文物保护专门知识（比如文物保护的理念、基础知识、法律法规，岩土文物保护技术、材料、环境等知识）。所以，针对“云冈学”涉及学科面广、问题复杂以及需求多样等特殊性，可以采用2.5+1+0.5+2的本硕连读培养路径，也就是学生先用2.5年时间在相关专业院系完成其所在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然后在双向选择条件下进入“云冈学”学科方向学习“云冈学”专业课1年，经在云冈石窟等文博单位实习0.5年，择优进入为期2年的研究生阶段学习，完成本硕连读交叉学科的培养，成为未来“云冈学”研究的复合型人才。当然，优秀者还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张焯（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今天这个会议我们聆听了国内一流专家对“云冈学”建设的宝贵建议。从我本人来讲，开阔了视野，增加了知识，也找到了差距。对于“云冈学”的发展，这么多年来我们也在不断地摸索，与敦煌相比我们有我们的不足，一是我们没有像敦煌那么多写本，二是我们洞窟里没有像敦煌、龙门有那么多题记。文字记载少是云冈的弱点，这个弱点是由其优点所导致的，因为它是皇家工程，皇家工程不容许私人在上面留存那么多题记。从云冈研究、“云冈学”的建立来说，云冈本身文字资料少，造成了“云冈学”创建的劣势和高难度。但是云冈也有云冈的优势，比如“云冈学”的意义，云冈石窟是展示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之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种意识和精神。我们发现，云冈石窟的佛像所体现的北魏时代精神是什么风貌呢？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创新的、喜悦的、阳光的、阳刚的，是积极的、向上的、正气的、也正是当下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强国，走向世界文明之林所需要的一种正能量正气象。因此对它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云冈是世界文化艺术主脉的一个分支。云冈石窟的艺术源流，以犍陀罗艺术、秣菟罗艺术、新疆风格等观点最为流行。犍陀罗艺术又是来自何方呢？它是后希腊时代的艺术。也就是说，世界艺术从埃及启航，到两河流域，到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亚，再到云冈，这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云冈石窟的世界意义。今年年初，我突然想编一本书。契机是台湾海云大师，曾经他说想编一本关于中国大佛的书，邀我写云冈的昙曜五窟大佛像，我认为这个题目还是很有意义的。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云冈大佛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华最早出现的大型的佛像。而这种大型佛像来自于何方呢？宿先生研究来自于克孜尔。如果再跨过葱岭往前推，在中亚也有大佛；再往前，在希腊罗马、波斯也出现大型的神像；再往前推，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时候，在埃及有大量法老的形象，比云冈大佛更大，这是世界最伟大的形象创造，有一条较清晰的脉络，云冈就处在这个脉络的东端。当然，中国历史上，在北魏营造云冈石窟之后，特别是隋唐，尤其是唐代武则天时期，佛像也被大量建造，到宋元以后，大型佛像就很少了。就是说，云冈石窟处在一个关键节点上，世界文化流入到云冈、传播到中国，是很有意义的。研究云冈，不仅仅是研究云冈石窟本身，还研究世界艺术的发展，研究世界不同艺术的特征，这里边图像学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云冈可以建设成为一个大学问，一个多元文化的大学问。云冈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考古工作问题。主要项目有1992年——1993年窟前考古，以及本世纪初张庆捷老师带队的山顶考古。近些年，我们也在对原来参与1992年——1993年考古工作的人员和资料进行重新梳理，也要求张庆捷老师必须把山顶考古报告完成。二是云冈的保护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云冈一直在抓保护工作。1973年，三年维修保护工程解决了洞窟的稳定性问题。后来解决环境的污染、煤尘、粉尘、酸雨问题。本世纪一是解决山顶渗水问题，二是窟檐建筑的修建使得窟内保持恒温恒湿，环境更加稳定。现在逐步转入到日常性、预防性的保护中。三是队伍建设问题。“云冈学”的研究和发展，需要人才，需要全国甚至国内外研究单位和人员的支持。敦煌研究院编制有400人，云冈研究院编制130人，实有70余人，搞学术研究的只有30至40人，而且我们没有招人自主权，通过人社局招聘进来的人员又不一定符合要求。我们也设置了一些补充措施，在几个保护中心下设立公司，通过公司用聘用制的方式解决部分人才问题，但力量还是太弱，希望以后能够得到改善。关于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我们秉持开放思想，与敦煌研究院、中国遗产研究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大同大学等开展了合作。现在正在尝试围绕“云冈学”在合作的高校设立“云冈学”专业。上个月，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邀我去青岛，主要是希望我们优势互补，把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结合起来研究，也希望能参与到山西的研究中，海洋大学和青岛科技大学也都希望可以在其院系设立“云冈学”专业。那么，我觉得在咱们山西，大同大学、山西大学都应该设立“云冈学”。四是资金不充足。去年云冈的门票收入是1.3亿元，我们用了8000万元。敦煌呢，门票收入约3亿元，国家文物局拨款，以及其他一些基金给到约1个亿，总共有4个多亿元的资金。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资金的问题。云冈人也一定会努力，把“云冈学”做好、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