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永宏

　　7月26日，记者走进云冈石窟景区云冈书坊，一本刚出版的新书《守护石窟：石窟守护人诉说石窟保护的奉献与情怀》引起一些游客的兴趣。该书是由复旦大学牵头发起，王金华教授和郭桂香编审组织成立采访组，联合敦煌石窟、大足石刻、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共同实施中国石窟保护七十年口述史计划的结晶。此计划的实施中，被采访人大多已八十、九十高龄，他们是与共和国共命运的一代人，他们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石窟保护的历程。

　　去年，采访组在黄克忠的带领下，来到我市，拜访了见证云冈石窟七十年保护历程的老一代“云冈人”。80岁的解廷藩从1959年至1999年和同事参与多项云冈石窟保护重点工程，那段砥砺奋进、拼搏向前的激情岁月至今令老人难以忘怀。从一名技术员到高级工程师，再到时任副所长，解廷藩见证了云冈石窟保护工作的发展壮大。“云冈石窟保护和发展，得益于国家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支持是保护发展的主线。”解廷藩说。忘不了，解廷藩和同事从北京到大同骑行七天，驮回石窟研究所需要的化学材料；忘不了，当年只有17岁的唐贵夹杂在欢迎周恩来总理陪同蓬皮杜参观云冈的队伍中，由此萌生了到云冈石窟工作的梦想。

　　正如书中所言，在云冈石窟七十年保护工作中，有一批人，他们以保护文物为使命，以磐石般的坚定意志，奔走于云冈石窟的每一座洞窟，用他们坚定的保护意志、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始终如一的实践，守护着石窟，开辟出一条从保护理念、原则到技术的文物科技保护之路。

　　98岁高龄的余鸣谦便是早期的贡献者。1943年，余鸣谦从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毕业后，便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心无旁骛一辈子。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是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的发起者之一。他深耕石窟寺保护事业30余年，主持参加过多次具有开创意义的石窟寺保护工程。1962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以余鸣谦为组长的石窟保护组。石窟寺保护的“国家队”日益壮大。余鸣谦带着大家前往云冈石窟调研，同时多方寻求科技协作。他们会同中国科学院中南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地质学院，选择以云冈石窟第1窟、第2窟为加固保护对象，联合组建石窟寺加固保护项目组。

　　1973年，云冈石窟展开了大规模的抢险加固“三年保护工程”。山西省成立了云冈石窟维修工程领导小组，明确工程由余鸣谦负责。“三年保护工程”的中心任务是解决洞窟裂缝崩塌的问题，确保石窟安全。1974年春季工程启动，在这3年里，除了冬天冰冻不能干活外，余鸣谦等工作人员都在云冈的工地上，住在石窟附近村子的戏台里。他们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的工作原则，先易后难，根据不同洞窟险情的轻重程度，分别对待。

　　3年的加固，排除了第5窟至第20窟的危岩险情，基本保持了洞窟的稳定性，挽救了一大批濒临崩塌的洞窟及雕刻。1976年9月，国家文物局组织验收组对工程进行验收，对其工作高度评价。工程中采用的围岩裂隙灌浆加固技术，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奖。

　　新书《守护石窟：石窟守护人诉说石窟保护的奉献与情怀》详细介绍了解廷藩、唐贵、张焯、王恒的石窟保护情结。解廷藩以《要对得起国家的培养》为题口述了参与云冈石窟保护40余年的经历，患癌十年，与大佛为伴，生命永恒。唐贵见证了周总理陪同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从那时起，到云冈石窟工作，成为少年唐贵的梦想。1974年，开展加固维修工程，云冈石窟面向全社会招工，唐贵报名并正式成为云冈石窟的一名员工。从此，云冈石窟“三年保护工程”改变了他的一生。张焯以《为下一代守护好历史》口述保护历程，“云冈石窟是历朝历代的保护结果”“研究是保护的基础”“环境改造是云冈石窟整体保护的有机组成”“保护工程的申报审批程序很重要”“五华洞窟檐工程让老所长感动”“以创新带动发展”等内容表达新一代“云冈人”对传承发展文物保护的信心。王恒以《能为云冈石窟做些工作很快乐》为题口述了百年云冈的保护历程，无论是在职上班，还是退居二线，王恒始终以研究云冈文化为荣，面对手写的一摞摞笔记，王恒感到了人生最大的快乐。

　　多年来，“云冈人”始终以奉献与情怀从事着云冈石窟保护工作。了解这份工作的内在因素，《守护石窟：石窟守护人诉说石窟保护的奉献与情怀》不得不读。从这本书中，你可以感到“云冈人”的那份初心和使命：“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