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

　　站在云冈石窟看着余秋雨题写的那块石碑，我也和很多人一样骄傲地说，隋唐盛世的源头在哪里？就在北魏，“中国由此迈向大唐”。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就一段时间而看历史，就一定空间而审视文明。于是，我们在很长的时期里没有建立起“从何处走向大唐”的思考，更没有深入地思考北魏文明对封建国家体制、中华民族乃至更广时空的影响。于是，面对惊世的石窟艺术，面对博物馆里的司马金龙墓漆画、石雕柱础、棺床、俑阵，北魏玻璃器，北魏首饰，北魏配饰，早期魏碑墓志铭、瓦当……有时候会“熟视无睹”，而忽略了表象背后的力量和趋势。

　　学术名著《草原帝国——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三千年的碰撞交融史》一书中说，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中国北部游牧部落建立的政权层出迭见，却又都在短时间内一个接一个崩溃，唯一没有昙花一现的只有拓跋部。一方面它自身的力量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它又持续吸收着其他部落的力量，从而成功地在华北维持较长时间的统治。

　　勒内·格鲁塞这位以研究远东史和中亚史著名的法国学者认为，拓跋鲜卑“与法兰克人的情况非常相似。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伦巴德人所建立的王国先后消亡，在他们的废墟上，幸存的法兰克人建立起了加洛林王朝，这是一个注定要把古罗马与日耳曼民族的当下联系在一起的王朝。拓跋部取得了和法兰克人相似的成就，当拓跋部统一了华北地区和其他突厥—蒙古政权之后，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汉化了，以使自己的民众和政权融入汉人群体之中”。

　　日本学者三崎良章也将拓跋鲜卑与法兰克人相提并论，他在《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一书中说，“日耳曼民族建立的诸部族国家中的大多数最终被其中之一的法兰克王国统一，西欧世界逐渐形成。因此，日耳曼民族的迁徙被评价为关系到现代欧洲格局的成立。”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三崎良章注解了勒内·格鲁塞关于拓跋鲜卑与法兰克人的相提并论，让公众明白了在一些国际汉学家视野中拓跋鲜卑建立政权、统一中国北方的价值——不仅仅是建立了一个帝国，而是影响到了国家体制的走向、中华民族的发展甚至是历史上亚洲的格局。

　　著名北朝史研究者李凭在《从平城时代到洛阳时代》一文中说，“由于不断高涨的中原与边镇民族交流互动，形成了民族大融合与文化的大融合，确定了中华特色的多民族发展的历史方向。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的经营，奠定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发轫于这个时代的均田、府兵等制度，成为后世相当长时间内遵循的典章。北朝是中国社会从东汉以降的分裂动乱走向隋唐统一兴盛时代的关键阶段，是中国历史上值得重视的篇章。”

　　这个值得重视的篇章，近些年来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确实呈现出不一般的研究势头。一批内地史学家、文学家的大名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诸如严耀中、何德章、田余庆、罗新、楼劲、阎步克、张金龙、张鹤泉、梁满仓、张庆捷、殷宪、余秋雨等，另有来自我国台湾及日本、法国、美国学者的著述也不断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

　　不过也有人指出，对于北魏的学术研究和大众认识有点“墙外开花墙外香”的感觉，意即北魏平城故地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影响不够大；当地居民对于拓跋鲜卑公元五世纪创造的辉煌文明缺少足够的认识，更没有建立起相对应的文化自豪感。

　　我想，重建对北魏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传播北魏的文明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认识倾向于北魏建政时是以“传统王朝”自居的，人们在逐渐放弃鲜卑立国是“异族政权”的潜意识。传播媒体也开始用更专业的眼光、更有创意的方式展现那段辉煌文明。

　　放弃“夷夏之辨”的历史陈窠，当我们理性地在“王朝框架”下仰望云冈石窟、凝视大同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时，就可以用更开阔的视野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是多民族的统一帝国，无论是来自北方的拓跋部，还是从南方而来的司马金龙家族，抑或是从西凉、后燕等地迁徙而来的大批人口，他们都纳入了一个王朝体系——北魏帝国，共同建构了“天下一家”的政治格局。

　　无论是在博物馆直接面对出土于大同司马金龙墓的木板漆屏、棺床、柱础、俑阵等，还是通过传播媒介聚焦这些绝世精品，我们在这位由南向北而来的琅琊王的墓葬里看到的就是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王朝格局。木板漆屏所绘人物衣着打扮都是中原士人形象，木框边缘所绘环状缠枝忍冬纹又是典型的北魏纹饰。画面上的班婕妤不仅像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画法也酷似这位绘画名家。至于漆屏上的书法，圆润俊秀、气势舒朗，被认为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汉隶向唐楷演变中的魏书发展面貌。

　　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我们从这些北魏文物珍品中可以读出如是政治理念。其实，这些文物一直明晃晃地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与同化是双向的，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造成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拓跋鲜卑一路迁徙南下建政，绝没有将自己当成“外来户”，而是自觉地纳入中国历史传统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诚如史学家楼劲在《北魏开国史探》一书中所说，“拓跋部族及其创建的北魏不仅空前深切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的进程，影响了东北亚这个世界史上著名的民族迁徙策源地中各族存在、发展和相关联的大势；而且也在北方部族中成功地树起了一个扎根塞北而统治中原地区的样板，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影响和改变各部族传统迁徙格局和今后发展的重大因素。”

　　在一个以数字生存为特征的年代，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途径接触到陈展于博物馆的珍贵文物，而且能够反复端详、深入观察、进行超链接，走进历史的深处。无论是《国宝会说话》还是《博物馆之夜》抑或是《发现大同·品鉴文物》，都在让公众看到“宝贝”、连通历史，更是让人们科学、理性地评价过往。就像北魏，花谢了但花香不绝，它在中外研究者眼中的地位竟然是如此重要，而且研究力量、传播势头还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