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书法遗存很多，每一件都有其特色，每一件也让人联想为书写的一条新路径。平城书法遗存的发掘和整理，改变了中国书法史关于魏晋历史的版图。在众多的书法遗存之中，《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乍见，我就很激动。

　　一件上千年的拓片，透露出了很多新鲜的信息，也透露着一个时代的书写信息，单纯而又复杂，冲淡而又快意，一时竟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感觉在以前阅读《龙门二十品》，阅读《姚伯多兄弟造像碑》,阅读《争座位帖》都曾有过，这种原初的审美感受经过很长时间的消化，成了一种审美的直觉。所以，在这一件拓片面前，我所感叹的是天人的造化，让它能以这种自然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书法的魅力，不仅是当代，就是古代的作品如果能够触发你的情感，依然同样具备了那种深刻的魅力。

　　伽达默尔说：“作为一个与可靠事物的遭遇者，艺术经验就是一种真实意义上的经验，而是必须不断重新掌握经验所包含的任务：把这个经验整合到人们对世界和他们自身的自我理解的定位的整体之中。”从认真地阅读《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我就是“一个与可靠事物的遭遇者”，我对于这件作品（我权且把它不作为碑拓，而作为一件作品）的所有直觉上的感受都是一个“遭遇者”的感受，伽达默尔的这个观点可以作为我对这个作品直觉性理解的注解。

　　仔细阅读，《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的整个书写都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书写，想见这篇碑拓的书写者书写时相当地平静，他对于所写的每一个字并都不是相当地娴熟，但他很会处理每一个字的架构，不让它们做作而是归于沉静。他的这种书写的方式以及刻写的方式，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很沉静，庄重而又肃穆，真切而有力度，虽是刻石，但能够让人感到笔锋的锐利爽脱而又沉凝持重。他在书写时聚精会神但又若有所思，态度虔诚但又自然放松。他用自己的结字的处理方式，在统一又变化的形态之中完成了这样一件并不算很大的书法杰作。可能书写者自身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一件作品，这只是他的工作，他要完成这样的一个造像题记，怀着一腔对佛的那种虔诚。

　　在这一件碑拓中，已经看不到起笔是怎样的，但他的书写一定有一定的惯性，但这种惯性，既有一种矜持，又有一种自然。他按照这个造像记的要求，一笔一划地写下来，他在这个并不是很大的篇幅中，既能凝重，又能适当的放开。他在书写之时，完全不是以写作品的心态去写的，他是要完成托付者的使命而工作，但他对自己要求亦严格，所以他书写之际，态度是认真的，但书写起来又是自由的。

　　这种自我的自由，在他的书写过程中实现了。他是中锋用笔，一笔一划，就是写得不好，也一气到底，但从完成的作品看，其在互相的搭配之中，就是写得不好的，以为是自然书写的缘故，也是和谐和匀称，反而显出了一种对应。

　　他在书写的过程中，他有自己的书写的惯性，有些也打破了自己书写的惯性，回复到了自己的一种自然的状态，所以他可以随性而写，不计其他。不计其他是北魏书风的一个特点，因为无所顾忌，所以才呈示出一种自然的效果。

　　当代书坛，最为缺乏的就是自然地书写。当代书坛的青年才俊，对于传统的技法掌握得非常全面非常细致。他们所缺的，就是放松自己，就是把自己的书写恢复在不是创作的写作姿态，就是达到一种自然地书写，他才可能获得一种意外地放松自我而获得自我存在的可能性。《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就是这样的一部碑拓，它在短短的110字中间，有放松，有肃穆，有自由，有法度。对于这样的拓本，已经不仅仅只学其技法，更多的是要学习体味其精神的意象。

　　书法的创作，自然状态下的书写非常重要。怎么才能是自然状态下的创作，不把创作作为创作，不为“写”而写的创作。不去刻意地去追求书写的效果，而是回归于一种原本的书写的状态。

　　这又涉猎了书法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书法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古代的实用性的书写是不讲究功利性的，为了把一篇文字写好，他要讲究一些技术，要把字体排列的整齐，要写得规整，这些最基本的要求并不是为了艺术，反而它达到了艺术的一种完美。

　　当代的书法创作，能不能达到一种“不求”的状态，不求把它写得更好，不求别人的喝彩，不求把它写得要获奖，只求让自己满意，只求把书写当作一种“自适”的方式呢？“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庄子·骈拇》）近现代的书法家中，只有沈曾植、弘一、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陶博吾达到了以书法“自适”的意义，他们的书法以自适的自然的书写，达到了书人为一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