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

　　大同的文物——无论是可移动的还是不可移动的，无疑是成就这个城市价值、品位、形象的重要因素，也是塑造大同人文化认知、文化自信的关键条件。设想如果没有云冈石窟、北岳建筑群、辽金庙宇、代王府九龙壁等等壮美遗存，如果没有李峪青铜器、司马金龙墓漆屏、北魏玻璃制品、辽代三彩陶瓷、金代家具、元代陶器等等绝美出土文物，我们一定很难像今天这样骄傲地在世人面前炫大同的历史悠久、秀古都的文化灿烂。

　　万物有灵，物周为器。器物之上，有个人的匠心、时代的印痕、家国的认知。无论是展示于博物馆还是沉睡在地下，这些器物都是生命的延续，连接了生死、凝结了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灵性、气度和境界。

　　我曾经无数次地向外地的同学、客人介绍大同的文物之美，走出文博场馆后他们总会认真地告诉我，“你们大同的文物养在深闺，确实美！确实令人震撼！”如今，一批“大同宝物”在《发现大同·品鉴文物》网络空间里呈现出来，不仅震撼着观者的视觉，也冲击着大众的心灵，更在视觉建构中带着公众对文物、时空环境进行凝视、观察、对话、追问，从表象出发探究历史深处，从静态文物追踪曾经鲜活的人物与事件。

　　定都平城近百年的北魏政权来自大兴安岭，除了开疆拓土、开凿石窟等宏大工程外，那些从草原骑马而来的男子有没有精巧而细腻的心思，把爱意藏在一件件或华美或朴实的首饰里呢？15个世纪前的北魏女孩、贵夫人甚至皇后会像后人一样也钟情珠宝首饰吗？

　　一串北魏玻璃珠项链竟然是由4800余颗小玻璃珠间隔金珠、水晶、珍珠等宝石类饰品穿缀而成。单个小玻璃珠平均外径为0.15到0.30厘米，内径为0.10到0.13厘米，壁厚0.10到0.15厘米。这样的项链即使让当代工匠去设计、制作也有不小的难度和挑战。对于观众而言，如此细小的玻璃珠在常态的参观中显然无法看清其精细之处，人的肉眼自然也无法像放大镜一样凝视其中的肌理了。

　　还有那件嵌宝石人面龙纹金耳饰，带链通长14.6—17厘米，耳饰主体是一个圆环，环身两侧斜上方焊接链饰。耳饰精致也繁复，在放大的镜头里才能够端详到精妙之处，最吸引眼球的无疑是其中的人物形象。那个錾刻的人面鬈发、深目、高鼻，颈佩联珠纹饰，肩下刻以覆莲。这样的细微人物形象如同那串北魏玻璃珠项链，不仅形式上美得惊人，而且都不由得让人去想象、思索文物背后的儿女情长、草原丝路、民族融合……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一串串项链、一件件首饰在成为摄影大片的主角时，不仅是刷屏利器，也在打破公众和文物以及博物馆的理解壁垒。基于博物馆的历史性与知识性，过去公众对文物以及博物馆往往存在严肃、高冷甚至沉闷等想象，而且必须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方能懂得；加之展览以“物（藏品）”为中心而非以“人（观众）”为中心，文物自然就在不经意中失去了亲和力、趣味性，无法成为观众的视觉焦点，也难以给参观者留下持久的视觉经验和审美记忆。

　　如今，在多角度的摄影呈现中，冰冷的文物依托新技术实现了视觉效果的精致、酷炫，一件件静态藏品“活了起来”。于是，镜头下北魏的首饰是如此的温情脉脉，司马金龙墓漆屏是如此鲜活地讲述着北魏的历史烽烟，展示着魏碑书法的平城时代成就，见证着民族大融合中的人员流动、精神追求、文化创造。于是，一个远去的时代在视觉深处蓦然间如此气韵流畅，一个个人物是如此鲜活生动，一段消逝了的岁月恍然就在眼前。

　　当镜头对准元代的时候，又一批首饰走到台前变成了主角，而且图片和行文共同支撑起了温度炽烈的文化传奇，让观众体味到的不仅是文物的温暖，更是生命的力量。

　　位于灵丘县的曲回寺曾经出土一批元代金饰品，如果像常规展示、介绍文物那样，公众看到的可能就只是冷漠的数据、图片和结论，在被动的接受过程中很难激活主观能动性，不能与文物产生应和并实现个性化理解。《发现大同·品鉴文物》在这期关于元代金饰的文本中，一上手标题就用了社交文体语言“成吉思汗孙女与高僧的别样馈赠，你可以有多种猜想……”，在夺目的照片引导下抛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一罐女性的金银首饰，17件只有贵族女性才可能拥有的珍宝，与一座藏于山间的佛教寺院如何能牵扯一起？”

　　此后的照片与文字相互支撑，在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孙女、世祖忽必烈的妹妹、拖雷（后谥为睿宗）的女儿独木干公主和慧明法师人生交集的讲述中，将公众带到了公元1253年。独木干公主与慧明法师会面，她“仰师硕德”，为慧明法师加赐了 “佛日圆照”的徽号。为了表示对慧明的敬重以及对佛教的尊崇与支持，独木干公主向慧明馈赠了这批极为精美、珍贵的金饰。这些金银器，结构巧、形象美、工艺精，代表了当时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作为公主，不缺奇珍异宝，也不缺土地房舍粮油马匹，却偏偏馈赠一位高僧最女性化的簪钗，这就为后世留下更多的猜想……”1257年，慧明法师辞去元大都庆寿寺住持带着公主的馈赠返归曲回寺。他抛下了迎来送往和尘世喧嚣，却把公主的馈赠一直留在身边……

　　公主、法师、会面、离别、随葬，这些历史元素在有力的视觉叙事过程中将文物形象化、故事化，不断激发公众在自由观看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前理解”形成自己的故事框架。于是，公众在新的叙事场景中转化为叙事参与者甚至是内容提供者，与文物的交流逐渐加深，探寻美与历史的动力不断增强。

　　著名史学家钱穆说，“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情感或感知与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对应性，或者说一致性的关系。”时代不同，治学领域有别，但两位学者道出了一样的结论。《发现大同·品鉴文物》和国内其他文博节目、栏目在风格上各有差异，但都以震撼的视觉叙事为外在形式，图片凸显记录与审美并重的气质，文案充斥着情感的力量，一眼千年，让人在镜头的探寻中发现文物的美，感受到文物的温度，感知到文物背后的人文精神以及与当下的血脉相连。

　　当然，视觉深处不仅呈现了文物之美，还在建构着一个审美空间。当代美学告诉我们，审美是一种社会资本，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公众审美品位的提高，审美逐渐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发现大同·品鉴文物》在发掘文物富含的审美价值时，也在轻松自由的表达中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公众的审美素养。某一天蓦然回首，更多的人一定会说，文物是历史给人类的美的馈赠，懂得发现和欣赏你的美才能更好地拥抱一个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