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 桢  梁有福   实习记者  赵小霞

　　记者：这几年，云冈的数字化技术在文物保护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未来将有什么新打算？另外，窟檐保护工作会继续进行吗？

　　张焯：去年，云冈的数字化技术运用得到进一步发展，云冈的机房也建立起来了。机房的设备和软件设计都是全国一流的。下一步我们会围绕把云冈石质文物保护作为全国区域性中心这个定位，把所有的文物配套资源都挖掘出来，努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队。

　　在洞窟保护工作中，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窟檐问题。窟檐是保护洞窟的传统做法，而且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云冈走过一千五百多年的岁月到了今天，弥足珍贵，我觉得一切保护措施，只要能用的都应该用，不要有思想“禁地”。如果完全封闭不行，担心把云冈的历史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的外观形象改变了，给石窟戴个帽子或者打把雨伞，这可以吧。我们决不会固步自封，一定要把云冈保护工作做大做强，做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标杆。

　　记者：云冈研究院这次升格对云冈的保护研究有什么意义？

　　张焯：这是云冈的第二次升格，第一次升格是上世纪90年代。那次升格对云冈石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起到巨大作用。这次升格，标志着云冈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我们过去叫云冈石窟研究院，这次升格叫云冈研究院，取掉“石窟”二字，意味着云冈的概念扩大了。云冈石窟研究院的保护研究区域基本限定在石窟区一公里范围内，改为云冈研究院后，地理和学术范围就更大了，可以说云冈的受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名称的改变和云冈的发展是一致的。现在全社会都在支持我们，很多大学都参与进来，和我们共同去攻关、共同创新发展，我们自然会信心倍增。我们坚信，这次升格会让云冈保护和研究走上更光明的道路，迈上更大的台阶。

　　记者：云冈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实现共享吗？ 云冈研究院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什么？

　　张焯：云冈是世界级的艺术宝库，我们通过《云冈石窟全集》没有遗漏地把它的形象全部交给了广大受众，而云冈考古报告也将把多年来云冈考古发掘成果全面完整地向世人公布。山顶考古报告已经送到文物出版社了，今年将出版；窟前考古报告初稿也已基本形成，争取明年出版。未来，研究者在我们这两个考古报告的基础上研究云冈，与云冈考古有关的95%以上的内容就都有了。我们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去研究，而是搭建一个平台，把研究成果向世人发布，实现资源共享，只有让大家都能看到才更有意义。

　　和敦煌比，云冈研究还存在差距，这是历史形成的。首先，云冈是皇家工程，最初是不允许民间染指的。北魏迁都洛阳后，民间可以在云冈开凿了，也是少量的。文字记载也不像敦煌、龙门，有大量的题记。北魏王朝留下过修建云冈的大碑，但没能保存下来，使得云冈的文字资料特别少。其次，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就有一批艺术家、专家学者去敦煌工作。第三，由于敦煌藏经洞的许多古籍流失海外，全国人民都关心敦煌、支持敦煌。云冈现在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云冈学要走开放式的、毫无保留的、接纳全世界学者参与的研究道路，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发展方向。云冈研究院的未来，应该是国际性的、世界级的文化艺术研究保护中心，从现在开始就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记者：建成国际性的研究保护机构的关键是什么？

　　张焯：云冈研究院能不能成为世界级的研究保护机构，人才是关键。十年前，云冈的研究人员只有20多个人，通过梯队式的人才积累，这几年每年都有硕士研究生充实进来，博士生也有好几位了。目前我们的研究队伍正在逐渐扩大和完善，现在已经有七八十名研究人员，再过几年会更多。我们的人才观是，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

　　同时，我们一直秉持开放的胸怀，吸引全国一流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与我们合作。现在与我们合作的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建筑大学、青岛海洋大学等；全国八大美院的学生几乎每年都来云冈观摩写生；敦煌研究院、西安文保中心，都与我们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共同进行科研项目的研究、保护项目的合作过程中，也锻炼培养了云冈的人才队伍。随着云冈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云冈的历史地位、艺术学术价值逐渐会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可以预见，将来与我们合作的单位会更多，合作会更紧密，形成更大的合力。现在云冈研究院的形势非常好，已经呈现出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

　　记者：云冈研究院会继续挖掘云冈十寺遗址吗？景区内遗址保护情况如何？考古工作下一步会像敦煌一样向外延展吗？

　　张焯：从我们的主观愿望上讲，也很希望把云冈的十个石窟寺都挖掘出来，让它们早日呈现在世人面前。通过与国家文物局的沟通，我们达成共识：不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剩余寺院遗址挖掘工作留给后来人。这是对历史负责，是对子孙负责。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们的考古工作越往后会做得越好。解放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挖的那些遗址、古墓葬有不少是粗放式的，有的墓葬壁画也被回填了，放在今天是绝不可以的，那是宝贝。假设今天再挖掘一个北魏寺院，我们绝对会比以前更仔细地操作，带着问题去挖掘，考古层次也会更高。所以有些事情往后放一放会更好。

　　现在考古界有个问题，城市在不断发展扩张，许多建设工程都在进行，时有文物遗迹被发现，但挖得快了，考古报告跟不上。许多参与挖掘工作的考古工作者途中退休，没有形成考古报告，一些珍贵的历史信息就消失了，这是个大问题。作为省人大代表，我曾就此提交过一个方案。

　　云冈堡直到明朝中后期才出现相关记载，过去对它的始建年代一直不清楚，现在通过研究也逐渐理清了。我们还在景区里对古堡进行了修复，埋在地下的无法修复的几段堡墙，我们也在遗址上修了路立了碑。另外，20窟崩塌的西立佛重立项目也审批下来了，今年将把它安放在20窟对面建筑群的大殿里。

　　在云冈研究院这次设置的10个部门里，有个云冈考古所，目的就是要加强云冈的基础研究工作，通过考古去挖掘云冈的历史、北魏的历史。云冈考古下一步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还要兼济众生，参与大同市、山西省以及全国的考古挖掘和研究工作。

　　记者：您前面提到《云冈装饰纹样全集》的编辑工作现在已经启动了吗？与云冈有关诗词书画收集整理情况进展如何？

　　张焯：十卷本《云冈装饰纹样全集》编辑工作已经启动，它是云冈研究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和青岛出版社三家单位合作实施的。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美院院长潘鲁生和我们的想法一样，要把这部全集做成争气工程。最近我们正准备邀请各方专家开个初评会，努力把这部全集打造成具有权威性的精品。

　　历代文人墨客吟咏题写云冈的诗词文章虽然有，但比较少。目前，云冈研究院已经收集了一些历史文化名人写云冈的诗词。表现云冈的古代画作截至目前还没有发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曾邀请专业画家入住云冈，创作了一批云冈题材的画作。我们还邀请名家看云冈、写云冈、画云冈，拍云冈，举办相关书画摄影展，为后人留下我们这个时代记录下的云冈。法国前总统乔治·蓬皮杜的儿子阿兰·蓬皮杜来云冈参观的时候，我们专门安排他到云冈美术馆油画展厅观赏他父亲参观云冈的巨幅油画，让他倍感亲切和欣慰。

　　我们还曾想让云冈的美工人员重现北魏或辽金时期的云冈石窟，但苦于缺少资料，很难实施。数字化给我们找到了出路。经历了1500多年的云冈已经残破，北魏时期刚开凿出来的云冈一定是完整的。我要求数字中心不能满足于当前洞窟的原样复制，还要通过研究，把北魏、辽金时期的云冈重现出来，争取让人们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云冈。

　　记者：目前云冈保护和研究的总体进展情况如何？

　　张焯：云冈研究院正在全力推动云冈的研究、保护和云冈学的创建工作。在我们给国家文物局上报的系列项目中，主体是云冈的保护，包括云冈的窟檐、山顶的寺院遗址展示，云冈堡的展示保护，以及云冈的危岩体加固、排水，云冈彩塑壁画的保护等等。在研究和数字化保护方面，也设立了项目，还有场馆改造提升，总共20个项目，正在具体落实。在工程性项目之外，我们在文物保护、研究和云冈学研究方面，向省科技厅和省文物局上报了12个项目，加起来有32个项目。这是多年来云冈保护和研究第一次“爆发式发展”的一个项目清单。另外，没有上这个清单的小项目，几乎每个研究人员手里都有，清单内外总共有70多个项目正在同时推进。

　　云冈大发展的时代来临了，扬帆远航正其时。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要把云冈做到中国最好、世界最好，让这座千年艺术宝库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不辜负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全市人民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