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昆雨 员小中

　　应该说，第11～13-4窟是由同一造像集团势力发愿营造的一个区域，若非背后有一种神秘力量掌握着生死牌，它的结局何以如此惨淡。这一摧枯拉朽的神秘力量就是——宫闱之变。

　　第11窟留下的不解问题太多太多，若不是因了高悬在东壁上端的太和七年（483）造像龛题记，关于这个洞窟的身世，恐怕连谜这样的话题也无从谈起。

　　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时间最早、文字最多的一方题记，全文共337字，也是平城魏碑中的精品。

　　造像题记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出资造像的人也叫功德主或发愿人，他们通常会嘱托工匠在雕像即将完成时，另外刻上一段发愿文，说明发愿的时间、发愿人的来由、发愿的原委和希望实现的愿求。

　　石窟中，有纪年的造像龛就是一把等量时光的标尺，让行进在岁月长廊里的后人摸索着这些标记，去拼合、还原洞窟开凿历史中那些生锈的碎片。

　　幸好有它们，有它们，便有故事。

　　最初的皇家工程

　　第11窟旧称“四面佛洞”、“接引佛洞”，为“五华洞”（第9～13窟）之一，开凿在云冈北魏皇家工程的核心地带。从外崖壁可以明显看出，连同右侧毗邻的第12、13窟以及13-4窟，这片外崖立壁高近20米的区域是按统一计划斩山辟出的，如此浩大的工程定然是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这个区域的洞窟属皇家性质。

　　第11窟是一个方塔居中的塔庙窟，中心塔柱是对现实中塔的模仿与象征，当时平城之境，佛塔高凌，列刹相望，壮观巧妙。云冈中心柱式洞窟的设计方案首先用于第11窟，表明第11窟功德主的身份与地位极不寻常。

　　大约，第11窟最初的工程仅仅凿出窟形并完成了中心柱的基本样貌就戛然而止了，即使今天，那朴素简约的中心柱，依然散发着停工前的气息。这种样式的中心柱，既不见于凉州，在云冈也是浅尝辄止。塔柱以北地面基岩高出窟门处地面近一米，表明第11窟故然经历了两次工程，最终地面降层工序都没有正常完工。至于窟内四壁的状况，从目前壁面的突凹起伏及现有龛像的分层布局结构来看，在第一次工程中，既未平整，也无造像。

　　那么，第11窟最初的工程究竟起于何时呢？我们只能依据现存的太和七年造像龛题铭用倒推的方法去估算。太和七年，是该窟二次复工的一个时间坐标，其距最初的建窟时间应有若干年差。像第11窟这等规模的大窟初步建成该需要多少年呢？从掘出窟形、初步凿出四壁壁面、镂出中心塔柱雏形，停工前要达到这种程度，保守地说得需要二、三年时间吧。再考虑到该窟是在搁置了数年后继而复工的，则需再上推若干年，也就是太和初年。

　　二次补凿工程与民间力量的介入

　　太和七年晚春的一个午后。

　　枯败了多年，第11窟窟前的废石堆被清理出一条便道，封闭已久的石砌窟门被拆开，窟内，一束光正由明窗投射在未成形的壁面上，弹飞的浮尘在光影中从容地飞，飘渺渺，像遥远的梦正在醒来……

　　打开窟门是为了从平城专程而来的道育、昙秀、法宗等几位邑社邑师，他们得到了官方的许可，被允进入窟内考察，也是多年来走进这座洞窟的第一批人。

　　道育、昙秀、法宗几人共同领导的邑社在平城很有影响力，五十四位邑义信士女既有财力又有社会地位，很幸运，他们首先获准在这座废弃的洞窟内雕刻造像。

　　道育环视全窟，看上去当初这里只完成了洞窟的大概，东壁上端的一块壁面空间算得上最为平整，采光也好，包括随行的匠师也认为那是一个较理想的位置。

　　太和七年八月三十日，由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共同出资发愿雕刻的龛像竣工了，他们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进入石窟寺造像的邑社组织。此后一发不可收，另一些邑社以及大批僧俗信众蜂拥而至，贺若步洛敦、常山太守田文彪妻以及一些清信女和佛弟子都在此窟内开龛造像。

　　二次补凿工程完全颠覆了第11窟最初的设计思想，为了省工省时，许多龛像因壁面走势，见缝插针，既无计划、无秩序，又浪费壁面空间。

　　从太和七年开始至太和十三年，第11窟二次续凿工程大致完成，仅西壁个别龛像、窟门及明窗两侧壁的施工一直延续到太和十九年。不过，最终也没有人愿意出资将窟内地面降层工序遗留的多余岩石取平，行在上面，闪深踏浅，犹如醉翁。

　　《云中图》中露天机

　　隋唐时，有人依据北魏时的记录整理出一本专讲平城地理史事的著作——《云中图》，可惜，此书今已佚亡，作者是谁、书中的详细内容是什么等等均一无所知。曹衍《金碑》中多处转引此书，说明该书在辽金时仍存世。其中一条信息量很大：

　　文成和平八年、献文天安元年革兴造石窟寺。然未知有何所据。

　　此处，“和平八年”应为“和平六年”之误。

　　过去，每论及献文时代，人们总认为他任期内，重点是在平城的建置与鹿苑的开创上，而疏于经营云冈。献文好释老，经常与沙门及谈玄雅士论道。从公元465年嗣位到471年逊位，他当政六年，后四年做太上皇，总共十年的时间里，虽然受到冯太后的掣肘未能独揽朝纲，但施政的权力毫不削弱。“献文革兴造石窟寺”一语，说明献文时期云冈镌窟造像活动仍在进行。皇兴元年秋八月，初为人父的献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这个时节来云冈当然不是祈雨，而是为某一洞窟的完成或开工典礼。

　　曹衍不甚解“献文革兴造石窟寺”一语，故云“未知有何所据”。其实，此“革新”所涉范围较宽泛，洞窟的形制、粉本的取舍、造像的风格等都在革新之列，工匠体系、设计团队甚至主持工程的高僧也可以革新。《云中图》中的这句话是就文成时期昙曜五窟的风格与样法，在献文时期作出一定的调整与变化而言。如何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第11～13-4窟四个洞窟分别设计为四种不同形制的窟式：

　　第11窟，塔庙窟，中途辍工；

　　第12窟，具前后室的佛殿窟，基本按计划完工；

　　第13窟，大像窟，无论窟形还是造像风格均与昙曜五窟接近，属第17窟亚式，开工时间稍早，但最终未完工；

　　第13-4窟，洞窟的高度与进深都很特别，曾被怀疑为涅槃窟，中途辍工。

　　四个洞窟有继承，有创新，也符合《魏书》有关献文时代平城营建工程偏重雕饰的风格特点。这组统一设计、完整规划的大型洞窟，除了第12窟勉强完工外，其余洞窟不是中途停工就是最终未完工，为什么呢？北魏太和初期，社会繁荣稳定，佛教弘昌炽盛，既无石质问题，又与迁都无关，如何解释这组洞窟的停工问题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资金问题，开凿如此规模之大的洞窟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和物资保障。但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一区域洞窟的停工与资金链断开有关。另一就是政治原因，——这一时期的北魏政权之争，可说是惊心动魄。

　　第11窟为什么停工？功德主是谁？

　　也有日本学者认为，第11窟的停工归咎于昙曜丧失沙门统地位。

　　无论如何，昙曜充其量也只能代表一个个体，而云冈代表的是国家的意志和力量。昙曜本人政治地位的升降乃至死亡，都不足以撼动一座大型皇家洞窟的开凿进程，更不会导致其停工或废止。这个原因应该排除。

　　云冈从献文帝时期开始，以皇室显贵为主体的造像集团迅速崛起，为国祈福镌窟，渐成风气，第11～13-4窟就是由同一造像集团势力发愿营造的一个区域。如果不是因为背后有一种神秘力量掌握着生死牌，这组洞窟的结局何以如此惨淡。

　　这一摧枯拉朽的神秘力量就是——宫闱之变。